妇女儿童心理热线的情况分析

　　中国第一部直接面向普通人群的热线电话1989年在天津开通,随后咨询热线陆续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各城市兴起,从而为个人匿名倾诉与交流提供了一个渠道。美国学者欧嘉琳(KathleenErwin)在其《心对心,电话对电话:家庭价值观,性和咨询热线》的论文中 ,以上海两条夜间开通的心理热线——妇女儿童热线和心理健康热线为个案作出分析:热线引发的话题和讨论塑造了现代中国市民的三种意识:1、心理健康的重要性;2、日常生活中愉快和闲暇的重要性;3、重新重视对作为中国社会根基的家庭价值观和家庭关系的稳定。

　　2003 年1 月1 日至2008 年11 月30 日近六年间,唯尔福妇女儿童心理热线共接听了1722 个电话,尽管从2003 年至2006 年6年间的电话量呈下滑趋势,但2007年和2008年两年的电话数量仍持续上扬,2003年—2008年6年间年均电话量保持在250个左右。此外,在上海的部分区县设立的妇女热线也保持了可观的接听数量。这些热线电话多为妇女在遇到婚姻家庭、子女教育、人际关系问题而产生焦虑、困惑和苦恼时的倾诉与求助。拨打该热线电话的咨询者中,1501位(87.17%)是成年女性,192位(11.15%)是成年男性。

　　从热线电话中我们看到,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面临的问题并不相同:18-29岁年龄段的成年女性咨询者主要面临的是心理、恋爱、家庭内部人际问题;30-39岁年龄段的女性咨询者主要面对的是外遇、离婚、夫妻关系(非外遇)、家庭内部人际、社会人际问题;而到了40岁以上,主要的问题集中在夫妻问题和家庭内部的代际问题上。可见,困扰妇女的问题,从青年时期的恋爱、心理偏向个人的问题,至中年时期逐步转移到夫妻、代际为主的家庭问题,老年时期则主要转向和子女相处的代际问题。

　　热线电话的功能转型与都市和谐社会的建构

　　从热线电话内容的议题归类情况看,有两类议题在近六年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咨询类议题的递减趋势和心理问题类议题的递增趋势。

　　上述变化趋势与互联网的普及和咨询者对热线电话的定位发生转变存在相关性。参照CNNIC 自2003 年1 月16 日至2008 年7月24日发布的12份互联网报告,此间中国的网民人数由5910万增至2.53亿,增幅超过320%。可见,网络的日益普及以及通过网络获得咨询的便捷性,使网络完全有能力在热线之外,成为解决信息类咨询的重要来源,由此分流了热线服务的一项功能。这一情况和妇女儿童热线电话2003-2006年电话数量的减少不无关系。不过,网络的机械性终究无法解决妇女的心理问题,更无法满足其情感倾诉的需求,加之社会进程的加快加剧了社会个体的内心焦虑,热线电话作为心理疏导和倾诉对象,其存在仍具有相当的必要性。咨询类议题的逐年递减与心理问题的逐年递增,笔者以为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该心理热线正经历自我转型,即由服务性热线转变为名副其实的“心理热线”。

　　作为一种简便的方式,咨询者通过热线倾诉心中的郁闷。该热线较为显著的效果表现为大多数咨询者通过倾诉后反映心情得到了舒缓;超过一半的咨询者在咨询师的帮助下找出了自己的问题所在,经过协商和探讨的对话方式明确了自己的应对之策。此外,还有一些咨询者在解决问题之后定期回打热线,向咨询师告知自己的近况和问题的解决进展,并探讨进一步的对策。唯尔福妇女儿童心理热线的宗旨是帮助妇女儿童解决问题,其公益性而非营利性的服务,融科普与爱心关怀为一体。热线咨询师都是经过专业知识与接线服务素质培训的专业工作人员,其咨询服务是在去等级化的对话基础上进行协商提出决策建议,咨询师都是已婚且有一定的年龄底限要求,保证其拥有足够的阅历,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倾诉者的描述中厘清问题。

　　在有关研究中,也有类似结论。汪小平和汪早晨两位学者分析了1997年铜陵市心理热线的电话记录,从电话咨询者资料来看,研究者发现常见的咨询问题为恋爱、人际交往、婚姻与家庭问题等:咨询者对热线服务的满意度为65%—77%;约2/3的咨询者使用的是家庭电话;对有自杀意念的咨询者,通过热线干预有较好疗效。这提示我们,电话心理咨询不失为一种简便、实用、经济和有效的服务方式,可作为对原有精神卫生防治系统的一个补充。

　　中国城市生活的节奏与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商业化,尽管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个人有了更多自由,但剧烈的社会变迁对多数都市女性来说充满了不确定性,各种矛盾、挫折交织于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之中,不可预期的危机事件不断滋生社会不和谐因素。而电话之外的其他媒介因其社会化运作和非匿名性特点,使妇女很难用来表达苦闷与创伤。所以,一方面以专家和志愿者通过非商业化和去等级化的热线电话这一公益性的现代通讯手段,应用有关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技术,及时、迅速地帮助面临心理、社会逆遇的女性解决问题,恢复心理平衡,可以提高女性的社会适应能力。另一方面,热线电话为分散的个体创造了跨越时空的联系,展现了世纪之交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公共和私人的话语实践及其重构。尽管21世纪的中国都市已经由互联网主导人们的信息传播,但在一个爱面子的社会里,热线电话为私人之间的交流确实提供了一种自由,也确实有效地对诸如离婚、下岗、未婚先孕、精神烦恼、生活苦难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危机干预。更重要的是,热线电话得以进入个体的私人领域,并能以更为灵活、更具针对性的方式消减社会负面力量,帮助处于转型中的社会缓冲道德失范带来的阵痛,为建构都市和谐社会贡献了不可低估的力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