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距今未远，惟其如此，它既“敏感”，又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近年来，民国史学界成绩卓著，破解了大量学术难题。这些难题包括“清党”怎样导致了国民党“党格”分裂，怎样评价国共政权交替过程中的特殊政治群体，等等。

　　民国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虽然起步较晚，但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现已成为历史学中发展迅速、成果显著的学科之一。新世纪以来，随着档案资料的不断开放，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交流的频繁，民国史研究取得的成果更为丰硕。

　　1924年至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一直是民国史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于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难脱左与右的政治评判分析模式，多将视野定位在孙中山等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思想行动和“联俄容共”等政策和制度的确立过程，而忽视对社会下层和组织制度实际运作情形的考察。王奇生认为，制度层面上，国民党仿效列宁主义的办党经验，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组织系统，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由于忽视基层组织工作和党员吸纳机制的不健全，其组织形态依然散漫如故，组织的内聚功能也并未增强。杨天石的研究指出，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这一概念，形成于1925年10月至1926年末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中，发端于对戴季陶主义和西山会议派的批判，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这一概念的形成都起过作用。

　　杨奎松利用苏联最新公布的档案资料，重新系统地考察了孙中山与共产党关系发展变化的经过情形、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并以蒋介石为个案，考察其从“容共”、分共到反共的历程，认为蒋介石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王奇生则动态地揭示了1924年－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演变的复杂过程，指出1925年后，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发生变化，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结果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者日多，使国民党人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从而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他还指出“清党”运动实际上导致国民党“党格”上的一种分裂，组织上党的系统相对激进和权势部门的相对保守与腐化，某些思想理念与实际政策之间的严重脱节。王奇生同样认为，“清党”运动是国民党党内人才逆淘汰的过程，地方党权托付无人，惟有听任土豪劣绅和投机分子、腐化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资源，其党务组织形态大致呈现“上层有党，下层无党，城市有党，乡村无党，沿海有党，内地无党的格局”。

　　战后中国史是近期研究的热点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中国前途的不同考量与抉择，是影响战后中国政局变化的重要原因，近年来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汪朝光认为，1946年的政协会议开启了中国民主化进程，展现了和平建国的前景，中共曾经希望经此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国民党囿于其一党专政的统治理念和自身执政的既得利益，对实行政协决议动摇反复，使国共两党间的疑虑经一度消解后重又加深，最终导致政协为中国打开的民主之门重又闭上，中国的前途最终只能交由战争决定。邓野认为，1944年9月提出的联合政府口号，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最高政治要求，其所要否定的是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所要争取的是改变旧有的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促成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在具体论述上，如对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研究，汪朝光认为，在这次全会上，主导战后对共缓和政策的温和派失势，强硬派在蒋介石的默认和支持下，实际上推翻了政协决议，改取对共强硬政策，基本终结了自政协开始的战后民主化进程，最终导致大规模内战战火再起。邓野认为，二中全会上国民党内各种矛盾的冲突最终形成巨大的政治破坏力，使蒋介石、国民党从政协会议全面倒退，由此构成国共两军四平决战的政治背景，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由巅峰（政协会议的召开）走向破裂（全面内战）。

　　民国时期党政关系是近些年开始探讨的新课题

　　关于国民党政权的性质，近来研究者将重心转向基层政权和相关的个案分析，如王奇生通过对战前以苏浙为主的国民党直控区省县政权党政关系的考察，认为国民党在中央实行的是以党统政模式，在地方实行的是党政分开的双重衙门体制。这一体制在实际运作中致使地方党政之间为争夺权势资源时起冲突，以至于国民党最终只建立了一个脆弱的党治国家秩序。钟声、唐森树在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党政关系时，也认为国民党处理党政关系的原则是以党治国，具体形式是中央以党统政，地方党政分开与合作，实行的是间接领导；国民党以党部不干预地方政治，换取地方承认中央；由于国民党党部直属中央，而地方政府是实力派, 在地方党部与地方政府发生矛盾时, 党部处于劣势而难有作为，反映出国民党统治缺乏坚实的基础。

　　人物研究中的争议

　　历史研究的魅力或许体现在我们对事件或人物复杂性的认识上，民国史上的人物研究一向受到研究者重视，孙中山、蒋介石、傅作义、胡汉民等作为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活动的诸多方面都有新的研究。邓野以解放前后傅作义的政治转型过程为个案，对那些在国共政权交替过程中特殊的政治群体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指出，傅作义是怀抱着相当的个人意图而加入到改朝换代的行列中的，其反正过程具有强烈的双重性，即，认识到国民党已经失败，故而拒绝与国民党捆在一起；而又对共产党政权能否巩固存有疑虑，故而对中共也保持距离。这是历史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现象。同时，不管当时还是后来，这都是一个被极力遮掩的问题。迄今，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群体，大都是经过包装之后的面貌。邓野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意想不到的争议。

　　尽管这一时期的民国史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民国史毕竟还是历史学中较为年轻的学科，仍有许多深入研究的余地，如继续发掘与运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开拓民国史研究的领域与范围、对民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加强与海外民国史研究者的交流等等方面，均大有可为。（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