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对于沟通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尤其是现代哲学发展及其成果，很是必要

　　对话，这是当前哲学界正在探求的走出哲学困境的一条路径。但是对话，无论是哲学范围内的对话，还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内各学科之间的对话，只有当它有利于解决理 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时，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我们都在提倡“中西马”对话，这种对话对于沟通不同民族的哲学思维，尤其是现代哲学发展及其成果，很是必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封闭僵化意味着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变为与世界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相脱离的孤立自存的哲学。这种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定会枯萎凋谢。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就在不断与自己的思想先驱们进行对话。我们只要读读马克思1837年11月10日在波恩大学读书时给他父亲的信，就可以知道这一点。他读法律方面、艺术方面的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如费希特、康德，最后转向黑格尔，并说自己“养成了对我读过的一切做摘录的习惯”。这种习惯，马克思保留终身。笔记中既有大量摘录又有批注。摘录是前人的思想和问题，批注则是马克思寻求的回答。阅读笔记，是马克思与思想先驱和自己同时代思想家们对话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尚且如此，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更应该注重哲学对话。当代中国哲学领域中的状况是，西方哲学流派纷呈并不断引介到中国，可以说是新一轮“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在经历“文革”寒流以后呈现出复苏现象，尤其是新儒学的影响更有变为强势话语之势。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枝独秀”的时代已不存在。它亟需通过“中西马”对话来扩展自己的哲学视野、哲学问题和哲学范式。

　　但是，“中西马”哲学对话有两大难题：一是难以形成共同认可的进行对话的指导思想和思维方式。虽然表面上都承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实际上一旦涉及具体哲学问题，分歧很难弥合。二是很难具有相同的问题意识。各自关注的重点不同，兴趣迥异，甚至南辕北辙。在当代中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以西方优秀哲学家成果为思想资源，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任重而道远。更何况单纯的“中西马”对话有它的局限性，这仍然是哲学领域中的对话，哲学家们的对话，是范畴与范畴、概念与概念、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如果不超出纯哲学范围，那仍然是在思想的天国中徜徉。仅仅在观念王国中，思想可以复制、可以延伸，但难以有以现实问题为据的新的创造。

　　开展哲学与经济学的对话，是一个新的思路，是一种新的对话方式。哲学与经济学对话与纯哲学对话不同。经济学面对的永远是自己生活其中的世俗生活，或称之为市民社会。经济学理论都是为直接解决自己面对的活生生的社会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服务的。

　　当然，经济学同样有基本理论、有范畴、有思维方式。但哲学与经济学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在于，经济学的范畴、概念和问题，具有直接的现实性，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抽象，而哲学则是间接抽象，可以说是对各门学科抽象的再抽象。哲学家可以高居哲学神圣的殿堂，而经济学必须关注实际的现实生活。如果说，哲学家的对话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那么哲学家与经济学的对话则是思想透过经济理论问题与现实的对话。

　　根本不研究经济学，不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不理解以经济为依据的社会分层，就无法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多元性，不能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应该是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制约和规范市场经济，而不是用市场经济来改变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不把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问题，不把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发展问题，放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中来考察，就不会得其要领。（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