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土、森林、矿产、气候条件等资源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要素。自然资源具有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生态环境功能等多重属性，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无论人类如何推进自己的文明，都无法摆脱文明对自然的依赖和自然对文明的约束。

　　在原始社会，人类以狩猎和采集方式从事生产活动，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强，主要体现为依赖和适应，人类生产和生活受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制约明显，人与自然曾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关系。在农业社会，从事农业劳动是人类主要生产方式，由于生产规模小、强度低，其负面影响较小，人类与自然保持一种融合的非对立关系，但是在一些局部区域也出现了过度开垦与砍伐等现象，特别是为了争夺水土资源而频繁发动战争。在工业社会，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显著提高，人类活动范围已扩张到全球的各个角落，并且不再局限于地球表层，已拓展到地球深部及外层空间，人类控制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并极大地提高了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此同时，全球性的人口急剧膨胀，自然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不和谐，大规模的、无序的人类活动已打破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和生态结构，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地球生态系统的演化路径和方向，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正在发生着有史以来最剧烈的生态退化和“景观破碎”，直接造成人类陷入“生态赤字”、“生态贫困”和“生态灾难”之中，对人类生存、发展与安全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据世界观察研究所估计，自1980年以来，共发生了大约12000次与天气有关的自然灾害，造成了618200人死亡、13000亿美元经济损失的严重后果。20世纪80年代，平均每次与天气有关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为260亿美元。到2004年，这一数字上升到1040亿。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的研究称，由于自然灾害而引起的保险损失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显著增加。这主要是由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

　　在农业社会，国家生存与发展对其自身的自然资源禀赋具有高度的依赖性、相关性和制约性。《史记》中有“川竭国亡”的记载:“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从一定意义上看，这揭示了农业文明对于自然的根本性依赖，表明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类文明的本体基础。巴比伦、埃及、中国、印度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发源于大河流域，这些地区生态系统状况良好，有着丰富的水资源、肥沃的耕地和宜人的气候资源，为农业文明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由于人口、面积、地理位置、气候等因素的不同，世界各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尤其是水资源和耕地资源为国家提供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发展规模和发展潜力。如果一个国家先天自然资源禀赋匮乏，必然会出现先天免疫功能不足问题，即所谓的“免疫缺失”现象，这必然会影响国家整体的健康状况。但是，一些先天自然资源禀赋匮乏的国家，亦可以通过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促进资源环境管理的政策制度等支撑手段，提高对自然资源的高效利用，增加自然资源保障供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自然免疫功能和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如，以色列2/3的国土是戈壁和荒漠，适宜耕作的土地不到国土面积的30%，同时水资源奇缺，人均水资源只有255立方米，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色列创造了发达的农业，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向其它国家出口大量农产品。同样，以农牧业发达著称的荷兰，其土地资源十分稀缺，人均只有0.1公顷，但是荷兰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法国的世界第三大农业出口国。

　　国家生态可持续性水平的高低由该国的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二者共同决定。生态承载力反映了一个国家生态系统资源的丰富程度，生态足迹反映了人类活动的强度。二者的差值即为生态盈余，反映了该国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或脆弱性）。通过比较若干世界大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可以看出只有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俄罗斯的人口总量在生态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其它国家人口均处于超载状态，超载率分别为：日本438%、英国260%、意大利245%、德国153%、印度100%、美国94%、中国88%、法国87%、墨西哥47%、印度尼西亚20%。

　　为了更清晰地表达全球“生态赤字”的发展态势，科学家们提出了“生态赤字日”概念。所谓“生态赤字日”是指人类将地球为满足一整年的用度而产出的资源消耗殆尽的时间节点，在“生态赤字日”之后的该年度其余时间内，人类是向地球及后代子孙索要资源，以“吃老本”的透支方式来维持当前的生活方式。1987年，人类首度进入生态赤字的状态，当年的生态赤字日为12月18日，而2007年的生态赤字日已经提前到10月6日，这无疑表明人类蚕食地球环境资源的脚步正持续加快。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