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粮食产量的稳定丰收及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总体来看，农村的形势是好的，农村经济基本保持平稳发展的态势，这使“三农”问题的解决迎来了较好的机遇。但自去年下半年开始，持续蔓延的国际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本就属于缓步发展的农业农村经济及建设又遇到了新的发展难题：这就是农业能否持续增产、农民是否能够持续增收、农村的民生建设能否持续加强的问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三农”问题有可能会陷入新一轮的发展困境，需要加强应对，并从制度上加以解决。

　　当前制约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主要问题一是农业生产方式还比较落后，作为现代农业发展基础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程度还比较低，必须发挥政府扶持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一是工资性收入下降带来的农民的增收困难。农业效益下降、外出务工受限，农民收入下滑已是可以预见的无需辩驳的事实。我国改革开放以来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人口红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有利因素，其中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城镇化和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在“人口红利”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不充分的现实。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之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信息化时代的同步到来，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已越来越明显，但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对就业增长会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不利影响，这给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了障碍。现在的情形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遭受重挫，虽然IT、网络、通讯等信息时代的新兴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显著，但作为资金和技术高度密集的产业，需要一定的专业技能支撑，来自农村的农业劳动者一直以来都只能是在门外观望而难以进入。处于经济下行通道中的农民工，由于自身的脆弱，增收的困难加大。

　　对于2009年农民增收遭遇的困局，在今年“两会”期间的一次专题记者会上，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就已表示，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农民持续增收的难度显著加大，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原因是以下三点：一是在农业连续五年丰收的基础上，靠增产来增收比较难；二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下行的压力很大，靠农产品的价格上升来实现的增收比较难；三是农民工的就业压力大，靠外出打工赚钱来实现增收比较难。

　　为什么靠农业增产来达到农民的增收会有困难？首先，从粮食单产来看，从2004年至2007年的四年时间里，我国粮食平均亩产由308公斤增加到316.2公斤，四年仅增产8.2公斤/亩，国家发改委会公布的《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提出，力争到2010年全国粮食单产水平提高到每亩325公斤左右，我国粮食单产总体来看水平仍然比较低。2009年即使粮食总产有进一步增加，但具体到每一个农户，增产的产量并不多。而且，我国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在加入世贸组织后，直接参与国际贸易，从近几年的情况看，与欧美等大规模资本密集型的高科农业相比，我国家庭经营和劳动密集的低层次的农业，并不具备竞争力，粮食等农副产品走向国际市场后劲不足。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由于可以享受政府优厚的农业补贴政策（补贴达到农业收入的30%以上），可以让他们的农产品以更低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出售，直接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竟争力。由于国内大部分农副产品属于劳动密集型，种植成本高，销售价格已接近或超过国际市场价格，不但参与国际竞争乏力，而且也使得通过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来提高农民收入难度加大（即使粮食等价格主要受国内供求关系影响，但在国内供求基本平衡、粮食作为初级产品基本价格要保持稳定等因素影响下，大幅度提升农产品价格也是有难度）。为解决农民卖粮难，国家主要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加以解决，但在农民代表顾双燕向总理的汇报中仍出现“抬水压价”的现象，农民收益有可能被中间商盘剥。

　　再从农业产业链来看，农业的产前产后服务这两个环节都有利可图。由于单纯的原料性生产比较效益低，导致直接的生产环节难以赢利。在补贴政策中，各地对农产品的补贴包括良种补贴等主要还是在流通环节上的补价格，这种补贴相当一部分被从事农业生产服务的经营者所得，另外经营者通过“抬水压价”还可以赚走差价；在粮价提高，粮食终端消费者多支出的购粮成本中，大多也都支付给了包括国有垄断粮食企业在内的中间商。从事生产环节的农民，因为生产出的是最不具备竞争力的初级产品，还可能会因丰收而“谷贱伤农”。可以说，农业产业链的不完善制约了农民的增收。今年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考虑到其他各种因素，农民真正能享受到的实惠也还可能只是“毛毛雨”。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农业再生产投入、农村市场的开拓、城乡经济的良性循环等都将会产生怎样不利的影响？显然是会削弱已经取得的来之不易的一定程度上的“三农”良好局面。由于农业生产收益低，导致农民种田积极性下降，一些地方曾经出现过大片良田抛荒的现象。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局面下，农民增收困难还将直接导致农村消费的低迷，国家扩大农村消费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在当前“保增长、扩内需”的双重压力下，“三农”相比于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将面临更为严重的困难局面，与十年前的通货紧缩相比，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下行周期中农业面临的困难无疑将加大。

　　对于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上千万农民工返乡，近来看到有学者提出观点，认为：农民工返回农村，仍然有地可种、有房可住、有农业收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具有强大的消化返乡农民工的能力。恰好是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强大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 农民工返乡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在中国并非什么大事，人们没有理由陷入金融危机导致农民工失业、从而带来社会不稳定的恐慌。二元户籍制度背后的不平等遭人所诟病，现在倒成了化解金融危机的一个路径选择，在我看来纯属无奈之举。本来，对返乡农民工有“疏”有“导”，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是我们处理返乡农民工应持的一个积极的态度，但如果因此而无视已经显而易见的因“三农”陷入困局而可能导致的种种问题，我以为并不是科学的态度，因此而可能导致的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也不能认为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以牺牲农村的发展来促进城市的繁荣和化解不利局面也并不符合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必须坚持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也并非中国所特有，所以我们无需泄气，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解决起来难度会更大些。此外“三农”问题的严峻性也是发展阶段上的经历所使然。温家宝总理在主持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时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需减少，内需一时又拉动不起来，经济发展遇到暂时的困难。但我们具备发展的各种有利条件，有信心找出一条路来。”认识到这些客观因素，长期以来我们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对于因国际金融危机而深陷困局的“三农”问题，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过去和当前已经制定的有效的方针政策我们就应该坚持，更需要落实好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的部署，把解决当前的“三农”问题当作一场攻坚战来打：

　　一、建立多元化的农业投入机制，这是因应农业天然弱势的有效办法和途径。按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要“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综合运用财税杠杆和货币政策工具，定向实行税收减免和费用补贴，引导更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向农村。”没有资本的更多投入农业和农村发展局限便难以突破，应把对“三农”的投入作为全局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除了加强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加大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对农村的金融投入以解决农业的投入不足和农民贷款难问题外，还可以运用税收、贴息等经济杠杆，鼓励各种社会资本投向农业和农村，通过政策手段引导民间资本“反哺”农业。为避免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风险，解决农民应对自然灾害能力不足的问题，还应重视对农业保险的立法保护，有效地促进农业保险进入农家。

　　二、解决粮食流通中出现的成本因素问题，扩大农产品加工增值。对于粮食等农业初级产品的转移销售，如果综合考虑各种运输成本，粮食等农产品的销售利润还会降低，增加农产品销售收入，各地可以考虑对农产品的运输进行适当的成品油补贴，开通免收过路过桥费的绿色通道，通过降低流通成本促进农民增收。针对农产品增值效益低、粮食等因连年丰收而压仓等农产品供过于求的状况，可以通过采取低税或实行财政适当补贴扶持的政策鼓励农民或社会力量在农村发展一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通过加大加工量来大量消化农产品，解决农产品的出路问题。农产品的深加工形成产业链，既可以促进农业生产，又可以给市场提供更多、更好、更健康的高附加值产品；既发展农村经济，又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好的粮食食品，满足人们不断提升的物质需求。

　　三、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自然、小农的经济发展潜力已近用完，摆脱自然的或小农的农业生产方式势所必然，长期以来分散经营的小规模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也比较弱。这需要农业走集约化和规模化的发展模式，也就是走现代农业的发展之路。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当前重要的就是要把农村土地流转起来，目前各地都在鼓励农民以各种形式尝试土地流转、进行规模经营。农村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流转的基本原则应是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三个不得”，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来加快土地流转，从而达到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作用，最终使农民增产增收。但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应切合实际，注意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自主权、确保农民利益，不能让农民吃亏；而且也应注意不要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为了追求政绩或其他不正当利益而强迫农民进行土地流转。

　　上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施行的“罗斯福新政”，其中的一个重要法规是《农业调整法》，《农业调整法》的目的是通过政府干预，对全国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调节，以减少农产品剩余，促使农产品价格有所回升，恢复农业收入。当前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生产相对过剩和城乡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从这两方面来看，和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前的情形极为相似。鉴于具体的国情以及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考虑，我们不可能通过抑制农业生产来抑制生产的相对过剩以提高农产品价格，但通过实行保护和支持农业的“新重农主义”政策来达到农业增收的目的，通过增加农民补贴来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却是可行的。但更为重要的还是，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颁布一系列法规，形成一整套保护扶持农业的制度，来达到对“三农”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