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推进，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世界范围内不平等与苦难的存在，这无疑是社会主义复兴的道德基础和现实条件。社会主义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在世界面前复兴，既不是一次性回答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而是一道需要不断求解的方程式。必须依靠所有信奉社会公正道义的人们的集体实践。这种实践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政治斗争，而是包括了日常生活、制度实践、意识形态改造等多种内容的实践，因为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才能影响到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中的任何领域。

　　讲演者小传

　　杨雪冬，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博士。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访问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球化、中国地方政治、政治学理论。代表性著作有：《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市场发育、社会生长和公共权力构建：以县为微观分析单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全球化》（台北扬智出版公司，2003年）；《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主编《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想象力》（重庆出版社，2009年）。

　　一、金融危机凸显出社会的重要

　　无论怎样理解发展与效率，“社会”都是其目标和基础，以“社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都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G20伦敦峰会举行前夕，一场名为“以人为先”的大游行在伦敦举行。游行者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工会、环保组织、发展机构等。游行者打着“清理全球金融”、“打烂资本主义”、“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等横幅。

　　与每次经济危机一样，本次金融危机再次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讨论和质疑。从冷战结束后沉寂很久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许多概念，又重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西方主流媒体中。以至于有人惊呼，我们现在都是“社会主义者”。

　　有学者曾经把1994-1995年发生在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称作“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危机”。那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次全球危机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第一次从世界经济中心爆发的危机，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大体制对立格局改变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遇到的最直接、最正面的挑战。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美国式资本主义及其所宣扬的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大麻烦。正如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所说，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它让人们开始质疑过去30年以来盛行的新自由经济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以至根本无法阻止经济重创造访全球。

　　尽管许多坚定的自由市场信奉者频频警告，各国政府采取的对策会破坏资本主义，他们还强调，“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世界，仍是人类的唯一选择，这个世界能为贫穷和富裕国家都带来财富和健康方面的进一步大幅提高。”（加里·贝克，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是，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并以批判和替代前者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依然成为了人们求助的对象，希望从“另一种选择”那里获得价值观、制度设计以及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参考，乃至学习。因为，无论怎样理解发展与效率，“社会”都是其目标和基础，以“社会”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都有其无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

　　的确，以资本主义扩张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在诸多领域打上了深刻烙印。但是，随着交往与联系的扩展与深化，社会的价值、其存在的广度以及实现的多种形式日益凸显出来：社会成为人们抵抗资本扩张与渗透的最后壁垒以及采取集体行动的道义诉求。社会的复兴给社会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新的机遇。

　　二、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复兴

　　围绕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产生的新变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反应和抵抗。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社会的复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交往的发展与相互依存的加深，推动了人的“类”意识的具体化和现实化。

　　“地球村”是对社会交往全球化的形象描绘。在交通、通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人员、物质、信息、资金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不同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这一方面使得他们能够对曾经“遥远”的陌生人有了更真实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使他们能够切实感受到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全球风险的出现以灾难的形式证明了人类共存的意义。相互联系既可以通过扩散风险增大风险的破坏力，也可以借助更大范围的集体行动增强人类的抵抗力。风险的全球化推动了原有的“公共”概念的扩展，后者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某个共同体、某个民族，甚至某个地区的共同利益扩展到全球范围。“人类的福祉不是由地理方位或文化区域决定的，国家、种族或性别的区别不应成为那些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权利和义务的限制，所有人都应受到平等对待和尊重。”面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加的风险，国际社会具有了更现实的实体意义。有学者认为，国际社会的目标已经从寻求共存目标转向建立体现共同责任、改革政府组织、赋予个人和团体以权利和责任的规章制度，并力图确立某些全球利益的观念。在这些变化的推动下，人类的整体性共识更为明确：在全球风险下，只有相互合作才能保持人类“种”的延续。

　　2、公民社会的发展，为社会行动提供了新的有效的组织形式。

　　公民社会介于国家与市场之间，其主要活动者是各类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虽然任何人都不敢妄下结论说，全球公民社会已经确立了，但是在冷战结束后，公民社会在各国以及国际层次上的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公民社会组织已经通过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国家以及国际各项事务之中。在国内社会发展领域中，他们承担着提供信息、专家建议、融资、提供物质产品和服务、支持政策、动员公意、维持组织间的关系、沟通政府单位、推动网络建设、教育特定公众等诸多功能。在国际事务中，它们则承担着识别可能被忽视的问题和全球化后果，倡导引导和约束国际惯例的新价值和规范，建立能提出新主张的跨国联盟，改革国际制度来应对意料不到的需要，推广有国际意义的社会创新，协调解决跨国冲突和矛盾，以及动员资源和直接解决重要公共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公民社会组织所关注的大多是不被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等强势行为体所关注的问题，其行动的原则是自愿、参与和扩大民主。这使其更具有社会性。一些学者乐观地认为，非政府组织或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发展，有利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建立。美国学者杰基·史密斯把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的作用归纳为四点：(1)跨国社会运动组织标志了更广泛的跨国社会网络的存在。而这些运动组织主要是从现有的网络和社团中产生的，后者有利于具有共同利益的个人的互动。(2)随着组织成员数量和质量的提高，这些组织将为被边缘化的团体提供新的、持续的机会来影响全球政治变化。(3)跨国社会运动组织有助于把那些缺少自然纽带或者无法在国家层面上团结在一起，采取集体行动的选民团体凝聚在一起。(4)跨国社会运动组织有助于产生并引导围绕全球问题进行的跨国公共对话和讨论。

　　3、个体权利意识的增强和权利层次的丰富，推动了社会民主和社会参与的深入。

　　就已经被各国承认的人权而言，其内容不仅包括最基本的生存权，还包括发展权；不仅有政治权利，还包括范围广泛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权利；不仅包含了个体的权利，还包括民族、种族、特殊群体等的权利。人权已经覆盖了人类发展的各个方面。尽管代议制民主在诸多方面遇到了挑战，并且因为政治参与程度的降低而受到强烈质疑，但这并不说明人们的权利意识淡漠了，对公共事务不参与了。相反，人们更关注自身的权利，在维护和伸张自己的权利时，也更加自主，更加直接，方式也更多。在诸多方式中，有三种最为典型。一种是以消费者主权形式体现的对市场暴力的反抗；第二种是以行政诉讼、积极参与社区生活体现的对官僚体制的不满；第三种是环保行为。个体参与这些社会活动的主动性和热情远较于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因为他们更关心周围发生的一切以及自己的生活。社会民主和社会参与就在个体多种方式的参与中得到了深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借助于网络这种新的媒介，具有相同爱好和利益的个体也能够形成“虚拟的社团”，并采取步调更为一致的行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伸张自己的要求。网络民主的出现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正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罗西瑙所说，过去被认为是国际关系中的常量的个人，现在成了微观层面上的变量。“个人已经开始了一场技艺革命……在衡量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合适地位以及自己的行为如何能够被集合成重要的集体结果方面，人们已经越来越有能力。”

　　4、许多国家政府以及重要国际组织在决策过程中越来越重视社会的要求，并有意识地避免为了追求效率而牺牲社会公平与公正。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强调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开始成为西方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指导思想，并且通过它们的对外援助，成为拉美、非洲等许多国家的政策。以至集中体现新自由主义精神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全球决策的指导思想。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新自由主义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经济增长，还加深了既有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所以受到了普遍质疑，强调社会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成为政治格局变化和政策范式转变的直接动力。这些变化和转变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华盛顿共识”遭到普遍批评。“后华盛顿共识”、“后-后华盛顿共识”等强调经济发展的社会目的以及社会公正公平的政策理念被提了出来。批评不仅停留在理论和政策讨论层面，在一些曾经深受新自由主义之害的国家，“华盛顿共识”还受到了较为彻底的清算。其次，在西欧、拉美许多国家，左翼政党在多年蛰伏之后，再次赢得大选成为执政党，“第三条道路”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虽然这些政党的许多政策和措施并没有摆脱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但是其在价值理念上有着明确的社会取向。比如强调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培养共同体精神；协调劳资关系，建设　“利权人”（stake- hol der）经济等。最后，主要的国际组织越来越重视社会发展。联合国为了推动各国的发展，专门制订了人类发展指数作为全面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这个尺度强调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和选择权。2000年制订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包括八大目标和17个具体目标。八大目标包括：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性别平等，赋权于妇女；减少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健康；遏制HIV/AIDS、疟疾和其他疾病；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为发展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在联合国看来，不论穷国还是富国，都要尽全力消除贫困，促进人类尊严和平等。至于长期以“华盛顿共识”为圭臬的世界银行等机构，也开始转变其政策主张，更加强调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把工作重点放在消除贫困上。1995年，前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宣布，世界银行的宗旨是“我们的梦想是没有贫困的世界”。消除贫困的原则有三：发展援助的最高目标是消除贫困；贫困不仅是购买力不足，还是社会经济政治权利的剥夺；消除贫困必须建立公民参与的制度。世界银行还发出倡议：“全球性行动通常要在全球或国际论坛上讨论，如国家组织会议、国际组织、联合国会议和其他会议等。确保穷国，尤其是穷国的穷人能在这些场合充分地表达意见，有助于保证这些机构关注穷人的需要。”

　　围绕社会价值和社会目标产生的这些新变化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反应和抵抗。福柯呼吁的“保卫社会”、索罗斯所说的“保卫自由社会”以及世界社会论坛提出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不过是其中的宣言性口号而已。对于强调以社会和人类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来说，这些新的变化无疑为其复兴提供了条件。

　　三、后现代状况下社会主义复兴面临的挑战

　　要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个人化的反抗甚至情绪化冲动，这样实际上掉入了主体性虚幻的陷阱。

　　然而，在后现代的社会状况下，社会的复兴似乎又显得前景模糊。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后现代状况已经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的“仅仅停留在少数人情绪和价值判断里”，扩散到现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中，并且通过日益增多和频繁的个体行为得到实践。后现代状况具有了时代意义，其基本特点是，怀疑与消解宏大理论和群众实践，反对权威、中心，提倡个性化和多元化表达。后现代主义者不仅反抗资本主义的单向度倾向，也质疑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国家中心倾向。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所有对现代化不满意者的价值诉求，现代主义者则成为一个成员庞杂的阵营。

　　简单地说，后现代状况从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的复兴提出了挑战：

　　首先是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和复合化，挑战着以阶级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运动。就业方式的多样化和股票市场发展带来的资本社会化，推动着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以及阶层之间界限的模糊化。资本跨国投资虽然产生着跨国资本家阶级，但是并没有推动无产阶级的联合。为了谋生，东道国的无产阶级被迫与投资的资本家阶级联合在一起，而在竞争工作岗位的时候，又与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成为对手。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则更加复杂。为了共同利益而斗争的传统社会运动很难形成。现在出现的社会运动大多来自于特定问题，例如生活方式、环境、同性恋的权利，相互之间联系松散，并且是以娱乐和嬉皮的形式出现的。

　　其次，社会活动日益非政治化和个人化。由于代议制制度的僵化，消费需求的增强，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去政治化，围绕消费产生的各种活动，成为人们行为的主要内容。网络的发展，为个人的自主性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人们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各种见解，并且欣赏自我的个性表现，由于不与其他人发生直接的联系，所以不用担心对别人产生的物质影响。这些变化，的确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者宣扬的去中心化，但是也对公共生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为过去追求自我的表现，必然忽视社会生活的公共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针对后现代社会的这些变化不无担忧地说：“我担心，政治活动越是非政治化和私有化，民主过程就越会受到侵蚀。政治活动正在变成一种被少数人所操纵的行为。”

　　最后，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对中心和权威的质疑，不利于制度化建设。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系统化理论，还是制度化实践。要解决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不能单纯地依靠个人化的反抗甚至情绪化冲动，这样实际上掉入了后现代主义质疑一切所造成的主体性虚幻的陷阱。日本学者伊藤诚在谈到世界现状的时候曾经说，“世界史正在迎接着一个幻灭的世纪末。幻灭波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相伴成对的理念的双方，它正在抹杀创建历史未来的主体意欲。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开始时，可以期待什么呢？应该说，幻灭的世纪末是历史的危机、主体的危机”。

　　四、社会主义是正义人们的集体实践

　　作为资本主义的天然反对者，资本扩张所到之处，也是社会主义的生根之地。

　　如果从理论形态上讲，社会主义从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算起，至今有近500年的历史。如果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讲起，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至今也已经有150多年。从社会制度上讲，1871年诞生的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至今有130多年。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俄国，至今不到一个世纪。

　　通过价值感召、理论传播、社会运动、制度建设等多种形式，社会主义已经渗透到全球的每个角落。作为资本主义的天然反对者，资本扩张所到之处，也是社会主义的生根之地。凡是有不平等的地方都会听到社会主义的呼声，看到社会主义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制度运行的痕迹。正如恩格斯所说，实际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方面的正确认识。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吸引力来源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整个社会主义理论都要求对与少数人的奢侈和强权形成鲜明对照的多数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对待以及遭受剥削的现象，对他们的堕落和苦难进行无情的批判，并作出现实的解释……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因为它了解了一个不公平的世界的意义。”（戈兰·泰尔博恩语）

　　全球化的推进，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世界范围内不平等与苦难的存在，这无疑是社会主义复兴的道德基础和现实条件。但是，遭受过制度性失败并且长期被各种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妖魔化，使得这种复兴依然步履艰难。社会主义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形式在世界面前复兴，既不是一次性回答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无解的难题，而是一道需要不断求解的方程式。必须依靠所有信奉社会公正道义的人们的集体实践。而这种实践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政治斗争，而是包括了日常生活、制度实践、意识形态改造等多种内容的实践，因为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才能影响到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