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底，当布什政府的金融救援方案被国会众议院否决的消息传来时，我们一行四个经济学者正在从金斯敦去多伦多的途中。狂泻的道琼斯指数、喧嚣的CNN广播让人领略到美国的恐慌和金融系统的脆弱，而在讨论援助失利的影响时，即使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也没有预期到加元的快速贬值——彼时，加拿大总理哈珀正在为提前举行的大选做最后的冲刺，《安大略省报》正在罗列加拿大银行系统全球排名第一的资质，金斯敦的小报在为挖掘出麦凯恩竞选搭档佩林的高曾祖父曾经居住在当地而兴奋。当我10月初欣赏完尼亚加拉大瀑布的雄伟景观、回到静谧的枫叶小镇时，加元已在5天时间内下跌3.9%；25天后我离开加拿大时，乐观的房东老太太愈发为没有早一点预定赴拉斯维加斯结婚纪念旅行的宾馆懊悔，彼时加元已经在10月份下跌了13.26%。

　　这次金融危机，信贷管制紧的国家和地区受到的损害相对较小，加拿大也因其严格的信贷管制规则避免了次贷的首次冲击，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随着次贷危机的不断升级，不仅油价暴跌使这个产油国蒙受损失，银行系统的风险也逐渐曝光。联邦保守党少数派政府哈珀总理赢得连任的次日，银行投资失利的消息成为头版，而落选的其他党派开始批评保守党政府为顺利竞选掩盖了银行不良资产的信息。一个半月后，哈珀政府向国会所作的最新财政展望报告引起了三大反对党的一致讨伐，甚至一度引发议会信任投票危机。

　　所有的人都在思索华尔街为什么会从精英沦落为杀手。随着AIG奖金门事件的曝光，诺奖得主克鲁格曼继去年百位经济学家联名反对布什救市方案之后，也在近日公开指责奥巴马违背了竞选承诺，正在步布什的后尘，《纽约时报》继续对新政府即将为华尔街利益集团所俘获而忧心忡忡。这与另一位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复旦演讲后回答学生提问时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说，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当然在指导现实经济中有用武之地，但在具体的经济政策制定时，利益集团的操控会使政策偏离正确的方向，加大经济的风险。

　　反观中国，政府经济刺激政策力度之大、时效之快令外国人瞠目。反应快得益于中国的政治治理结构，力度大则既与中国底气足（有充裕的外汇储备和私人储蓄）有关，也与中国分权的经济治理结构有关。而且，由于分权，地方政府扩张投资的积极性从来是只增不减，不少人担心中国正在为下一轮重复建设、过度投资埋下隐患。毕竟，对地方而言，未来的通货膨胀是中央政府才关心的目标，如何多争取中央资源、多发展本地经济才是当务之急。

　　地方和部门过度反应不仅会累加远期经济风险，也将为体制改革埋下隐患。在经济刺激的大旗下，似乎“做事”比“做正确的事”更重要，或者说，做错事的概率在上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集集权与分权为一体的国家来说，如果决策迅速的应对方案是错误的，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信息渠道的上传障碍和官僚体制的惯性决定了纠错的困难。更何况，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等会左右具体的政策，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出台和实施的政策难以施惠于民、甚至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效率和公平的目标都无法达到，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农村教育等促进社会流动性、有益长期经济竞争力的政策明显力度不够。近日，中央政府代理新疆发行30亿元地方债券的消息终于为长期以来地方债是否应该发行的争论做了一个脚注。但是，中国近年来从义务教育欠款到高校欠债，为地方政府和部门埋单的多半是中央政府。巴西199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中央政府饱尝为地方埋单之苦，而且研究显示，陷入债务危机的可能性更大的，不是依赖政府转移支付的穷州，而是那些富有的大州。无论是地方直接发债还是中央代地方发债，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力度都是必需的；同时，富有的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更高，防止它们将经济风险转嫁给经济欠发达的地方，也需要中央政府合理的机制设计和严格的监督。危机之下，我们更需要清醒和理性。（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