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登了一篇特别报道，说的是湖南常宁松柏镇农村妇女肖琳，在儿子患有先天肺病、家里负债已达3万多元的情况下，汶川地震发生后，却背着家人借了3000多元钱，偷偷乘上开往成都的火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去灾区帮忙。可是当她回家后这个家却再也容不下她了。她的丈夫提出了离婚要求，公婆也对她怒目相对，丈夫扔下一句话：“除非你证明你是对的。”

　　那么肖琳的行为到底对不对呢？以当下主流道德标准来看，肖琳不顾自己生病的儿子，千里迢迢奔赴灾区为一位受伤的母亲带了十多天的孩子，这理当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怎么能说不对呢？然而，丈夫的话也说得合情合理：“我是个正常人，我想有一个正常的妻子、正常的家，这有错吗？”在肖琳偷偷出去的那几天，丈夫只能向邻居解释她出差去了。于是，肖琳的“出差”就成为邻居们茶余饭后的笑柄。甚至还有这样的闲言碎语：“肖琳有钱拿去灾区做好事，还问我们借钱做什么？”这样丈夫就很难再从亲友中借到给儿子看病的钱。如此说来，这位朴实的丈夫有错吗？

　　看来这是个棘手的难题。平心而论，在公共场合，大多数人也许会言不由衷地赞美：“肖琳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举动。”但在私下里，扪心自问，我们果真能理解肖琳的行为，即放下自己的孩子不管，却去灾区帮忙？相反，我们倒是能够理解肖琳丈夫及公婆的不满，毕竟肖琳的行为有悖常理。

　　于是，肖琳的行为引出这样一个问题：当道德标准与人之常情发生冲突时，应该舍弃的是哪一方？我认为，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理所当然应舍弃的是那种不符常理、常情的道德标准。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所论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之一即在于，自然科学可以违背常识，比如哥白尼的理论告诉我们，太阳东升西落是因为地球自转的缘故，而这显然违背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常识。尽管如此，哥白尼的理论却道出了现象背后更深的机制。但社会科学却不能违背常识、违背基本人性而空筑理论。伦理学属于社会科学，它所认可的道德标准显然不能有悖常识。不过还需进一步论证的是，为何人之常情比道德标准更重要？

　　道德作为一种软性约束，不同于公认的社会准则（如公众场合不能喧哗），更不同于硬性的法律规定（如不准偷盗），它纯属个人的自我要求，因而只能律己，不能绳人。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里莎修女自愿到印度帮助那里的穷人，她的行为固然值得我们赞美，但她却不能以此要求自己的亲人或朋友都效仿她的行为，否则就有悖常理。以此类推，如果肖琳是单身，她的行为仅关乎她本人，自然不会惹出风波。但肖琳有丈夫，她的这一行为理当首先得到丈夫的支持，而她却是背着家庭私自来到灾区，这样她就等于是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强加于丈夫及公婆身上，这就违反了道德的应有之意。在这种两难情况下，肖琳若想坚守自己的理想，她就不得不放弃家庭；否则，她只好放弃自己的高尚行为，回归平常。

　　不过肖琳的故事终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丈夫要求她证明她是对的，幸运的是，肖琳等到了这样的证明。当其身为当地矿务局临时工的丈夫需要4万元钱作为信用担保才能获得在当地矿山独立开车经营的资格时，肖琳找到当地矿务局宣传部长，要求减少保证金数额，结果该领导当场同意减至2万元，理由是她“做好事体现了矿务局工人的先进性”。还有比这更硬的证明？得到好处的丈夫自然不再提离婚之事。

　　当然，我们不会就此得出结论：丈夫的支持行为表明他的道德境界已有所提升。理由极其简单，道德行为之所以可贵，乃在于它的不求回报。若是经过算计再去行善，就不再配得上道德的名义。尽管如此，丈夫由反对到支持这一转变还是意味深长。在此，那位矿务局领导的态度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位深明大义的宣传部长不仅肯定了肖琳的举动，而且给予实质性的嘉奖，由此达到的积极效果即是，做好事有好报将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人们行善的积极性将大大增加。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人是一种理性动物，追逐利益最大化是其行为的动机。就此而言，这位宣传部长没有想到的或许正是，与其通过种种宣传手段来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不如营造一种良好的制度环境来得更有实效。其实无论东西南北，各地的人性基本上无所谓优劣，但不同地区人群的平均道德水准显然存在差别，原因即在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塑造了不同的道德水准。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