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化之主体部分的儒学，在近百年来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其现实境遇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儒学已经由原来的主流文化形态一变而为裂散的、漂浮的文化碎片，并极度地边缘化和沉隐化了。在由中心到边缘、由浑沦到碎裂的过程之中，儒学遭遇到了现代工业文明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解构。儒学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只能在边际化的缝隙中游弋。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儒学显然需要审时度势，重新定位。

　　儒教已成为中国新的阵营标签

　　在经历了工业化过程和意识形态威权的双重打击之后，儒学的现实生命力已微乎其微，特别是在现代体制化的学术形态的挤压下，儒学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只能在边际化的缝隙中游弋。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儒学被认定是中国积贫积弱、不能实现现代化的罪魁祸首，集诸多负面价值于一身，是落伍、保守、封闭的象征。要走向现代，就必须告别儒学，因为儒学与现代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已没有了儒学的立足之地，儒学已成为历史，沦为资料的身份，或者像列文森所说的，只是珍藏在人们心中的“影子”。曾几何时，对“活的儒学”的要求重又浮现了，并且逐步在由呼唤走向现实。面对新世纪的挑战，儒学显然需要审时度势，重新定位。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各种文明形态跳跃、纠葛其间所构成的既相互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复杂秩序，为儒学的重新倡扬和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五四”以来的历史主义视角和批判话语所范型的儒学，已经不能对应这一新的世界图景；要想把握住机会，迎接潮流，顺势振兴儒学，就必须要对它进行新的形象诠释和身份建构。

　　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坚固壁垒迅速破解，社会理想的诉求和社会制度的认同逐渐被现实的民族——国家利益追寻所取代，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在新一轮的世界秩序重构和各自角色认定的过程之中，依附于文明形态的民族文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以，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性的认同危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重组过程当中，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文化亲缘性的杠杆作用，一切价值判断、行动准则，及其正义性，莫不以文明形态的亲疏远近为依归，这差不多成了当代国际关系中人人心知肚明的原则。在此情形下，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和识别色也悄悄发生了改变。无论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的7种文明划分，还是贝克“当代文化的空间分布构型假说”中的辩证——三态世界，中国都被定义为儒教国家，并且和更大区域的东亚社会联系在一起。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已被彻底置换了，在相当普遍的认知当中，儒教已成为中国新的阵营标签。

　　建构的传统，而非简单地回到历史

　　这一变化的发生，并非是回顾历史的结果，而是面对现实的一种响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继日本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亚洲四小龙接踵而行，随后东盟诸国、中国、越南也开始了这一经济腾飞的进程。到了90年代，“亚洲的崛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东亚现代化成了西方文明最强有力的挑战者。随着经济的强盛，价值的抒发和文化的伸张日益显得急迫，也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所以逐渐形成了所谓“亚洲的声音”。在东亚社会复杂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背后，华人经济和华人文化是人们最容易把握的共性。除了日本和韩国之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正是在这样一种客观的情形之下，自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亚洲价值便被与中华传统联系在了一起，儒教也就自然成为一种区域文明的标识。正像亨廷顿所指出的，“华人领袖无论想要为独裁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东亚的成功，凸显了地区传统的重要性，而最具有普遍价值特征的儒家文化理所当然地被推拥到了前台。

　　从表面上看，将东亚现代化与儒家捆绑在一起，似乎只是某种历史的联想，至多不过是求援于传统的策略。但实质上，这一论域的出现代表了现代性反思最前沿的动向，是建构的传统，而非简单地回到历史。正像哈贝马斯所说的，“作为对席卷一切的现代化大潮的反应，传统主义本身表现为一场彻底的现代革新运动”。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儒学话语已经开始了新的身份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它的语境已不是对西方中心的倾慕、拜服和反观自省，而是试图重置中心与边缘，将东亚价值的普遍性放在西方价值的普遍性之上。萨义德指出：身份的建构与社会中的权力运作联系在一起，身份建构决不是一种纯学术的随想。随着东亚现代化的成功，西方价值的中心地位遭到挑战，蕴含着优越性、先进性的“西方”观念开始动摇；而长期臣服于西方霸权的“东方”急于寻找自我伸张的方式，重新设定自己和“他者”的身份。萨义德说，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和“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决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儒学的话题重又浮现了出来，并且在新的身份建构之中找到了它当下的根源性。儒学的重新定位标志着儒学价值的自觉与自悟，标志着民族文化向自身传统的回归。一种文化，若长期处在迷茫状态、跟风逐臭、无所依归，甚至模糊掉自己的身份性，丧失自我，那一定是没有前途的。近百年来的危机，使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丧失殆尽，文化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性都降到了最低点。中华民族的复兴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必先要有文化的自觉，必先寻回失落了的精神家园。作为中国文化之主体部分的儒学，其价值的自觉和重新诠释，关乎到未来中国文化的前途。我们要从近代以来一维单向的线性历史观中走出来，重新发掘儒学传统中超越时空的普遍价值；或者从时间空间的“虚空化抽离组合形式”（吉登斯描述现代性的用语）来重新绾结儒学的思想因子，使之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同时，我们也要扩大文化的视野，把儒学放在世界文明的大格局中来省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力的日渐强盛，一个普遍性的中国观念不仅仅是历史的回眸，而且日益成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经济上的“大中华”概念和意义更为广阔的“文化中国”概念已经明确无误地透露出了这方面的消息。当儒学彻底摆脱掉纯历史资料的身份，从博物馆中昂首挺胸地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走向世界时，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时代也就为期不远了。（作者为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