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历史方位发生了两大转变，能否科学准确地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并自觉实现角色转换，关系到党能否采取恰当的方式推进现代化进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方式推动了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方位的第二个重大转变则实现了现代化推进方式由革命到改革的根本转换。

　　关键词：历史方位变化；现代化推进方式；转换

　　党的历史方位是指由世情、国情和党情决定的党在社会发展和党的自身发展历史进程中的坐标和走向。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三个时期，历史方位发生了两大转变。处在不同历史方位中的中国共产党，有一个能否正确把握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并自觉实现角色转换的问题。正确认识党的历史方位变化与党所采取的现代化推进方式之间的关系，总结经验教训，对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是大有裨益的。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革命方式推动现代化进程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革命发生发展的真正根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冲突，现代化的一定发展为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必要性并创造了可能性。革命 “是现代世界观的最高表现，这种世界观相信人有能力控制和改变其所处环境，他们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权利这样做。”[1]革命不仅仅是暴力和破坏，而且是变革和创新，是一种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美、法国等革命运动与工业革命相结合，形成了推动社会巨变的巨大冲力，使西欧、北美局部地区卷入世界第一次现代化的大浪潮中。

　　辛亥革命后伴随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力量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革命准备了先进的领导阶级。同时，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想和社会狂潮的涌动中传入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这是能够准确把握中国现代化发展规律的现代政党，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但是，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正处于革命与战争时代，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角色行为，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领导本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现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2]中国最大的国情是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国应该响应第三国际的号召，顺应世界革命的潮流。诞生于这种时代背景和国情条件之下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种世情、国情和党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是一个革命党，她承担起历史重任，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是日益发展的新的生产方式，革命目标的实质则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实现现代化。对革命与现代化的这种关系，中国共产党有着清晰的认识，认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3]毛泽东详细阐述道：“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束缚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不破坏它们，中国就不能发展和进步。”[4]消灭封建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就给发展工业生产、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目的。

　　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党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实现现代化上。但是，党已经鲜明地揭示了革命和现代化的关系，把革命的真正归宿定位于生产力的发展，定位于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方式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第一，提出了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以国营经济为领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复合型经济，代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实施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第二，解决了近代中国政治现代化面临的诸多障碍与难题。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实现，使中国获得了政治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作为近代中国最具现代化精神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逐步确立起的领导地位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了保证；经过长期探索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是独特的政治现代化模式，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三，解决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找到了中国文化前进的出路。应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产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先进文化，体现了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在中国文化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第四，革命对现代化的推动作用还随着历史的推进而凸现出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建立了具有现代取向、高效有力的中央政府，实现了现代化发展方式由被动依附型到主动自主型的彻底转换，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程新纪元的到来。

　　二、党的历史方位的第一个转变与现代化的曲折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党的历史方位的第一次重大转变，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比较强的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换意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我们不但要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还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建国前夕，毛泽东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5]1480要善于领导经济建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5]1481八大是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明确提出党已经是执政党。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指出：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6]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7]

　　党的历史方位的转变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对这一客观历史进程的认知却经历了由不成熟、不自觉到逐步成熟、逐渐自觉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革命党地位，对于什么是革命党，怎样进行革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完整的运作机制。但对于什么是执政党，怎样执政，缺乏充足的理论准备和思想准备。同时，国际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历史方位的把握。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自身历史方位变化的认知还是浅层次的，还没有牢固地确立执政意识，没有进一步从执政党的角度来认识自身的地位和任务，还未能明确意识到，作为执政党自己所应承担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同于革命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由于党没有彻底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角色转换，在实际执政的过程中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延续了革命党的思维定势，沿用了革命党习惯的领导方式和行为方式。

　　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革命的胜利为现代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动力，这是有目共睹、不容置疑的。然而，当中国历史已由革命与战争时期进入和平与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时，继续以革命方式推动现代化进程，却使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遭受了严重挫折。阶级斗争扩大化破坏了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制建设，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宣布为“阶级敌人”、“阶级异己分子”或“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缩小了人民民主的社会基础，影响了政治参与的健康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但是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没有召开一次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正常运转，带来的是民主与法制的破坏。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波及到了了文化教育领域，反右派斗争中一半以上的错划者是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则几乎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宣传部被砸烂，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被解散，高等院校停招和高考制度被取消等，造成了文化在人才、机构与内容上的彻底断层。大破“封、资、修”和“把帝王将相赶下舞台”等号召，助长和发展了文化虚无主义，导致对民族传统文化、历史名胜古迹和各种文化遗产的空前大破坏。通过政治动员和群众运动达到高潮的“大跃进”，没有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使经济增长速度突然加快，但这仅仅持续了二三年，中国经济发展便出现了大倒退。国民收入1960年、1961年、1962年连续三年、社会总产值1961年、1962年连续两年分别比前一年大幅减少，从而出现了新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次负增长。”[8]文化大革命期间试图以阶级斗争来推动各项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的愿望，被社会动乱、全面内战及其所导致的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事实所否定。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文化大革命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9]

　　三、党的历史方位的第二个转变与现代化推进方式的根本转换

　　党的历史方位的第二个重大转变酝酿于中共八大，但直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真正启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社会全面进步，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而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国与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的相互联系和交往更加密切，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党是在新的国际环境中、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许多新课题、新挑战、新考验。顺应时代的变化与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准确地把握了世情、国情和党情，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同时，在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随着对执政规律把握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自觉地认知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1980年2月，邓小平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0]276党开始意识到执政党的工作中心不同于革命党，革命党强调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执政党则重在通过经济建设巩固政权。“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1]执政党的领导方式也不同于革命党，“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0] 1461980年，邓小平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对革命党思维模式的根本摆脱，表明党对自身历史方位的转变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觉醒和认识。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党的历史方位认知的基础上，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的概念，并作出了全面的概括：“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12]党对自身历史方位的认知已经成熟。

　　伴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第二个重大转变和党对自身历史方位变化认识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现代化推进方式的历史性转换，即由以革命推动现代化发展转变为靠改革推进现代化发展。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13]7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开辟了一条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制定了立足国情、符合我国实际发展需要的现代化中长期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写入政治报告，十四届五中全会、十五大、十六大不断丰富和完善了这个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十七大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13]27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和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我国成功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13]9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式与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密切相关，只有科学准确地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并分析党的历史方位变化，才能充分发挥党的角色功能并适时进行角色转换，科学制定和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恰当的方式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党必须准确认识新的历史方位下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242.

　　[2]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37.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32.

　　[5]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63.

　　[7]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14.

　　[8]张宏波.中国宏观经济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3-24.

　　[9]何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47.

　　[10]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8.

　　[12]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

　　[13]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稿件来源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一期）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7SJB7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