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博客　

　　　  财政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通过对税款的收支和资产的配置，体现对政府权力活动的制约，直接影响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温家宝总理不久前曾经说过：“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可以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温总理这番话的寓意十分深刻，不仅指出财政史与整个社会历史的相关性，而且阐明财政问题本质上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通过对税款的收支和资产的配置，体现对政府权力活动的制约，直接影响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这在近代欧美国家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得十分典型。

　　现代财政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环境的产物。在前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王室收支与政府的财政收支基本是同一的，代表国家直接占有全部财富。尤其当国王不能满足其挥霍欲望，要求进一步扩大收支规模时，整个财政活动将不得不更多地向社会索取，超越人民纳税能够承受的限度，破坏资本与市场所要求的成本与收益对称原则，从而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近代欧美国家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就是围绕国王与国会之间对财政税收控制权的争夺而展开的。资产阶级把这个控制权称为刹车装置，企图对国王的权力进行限制和监督。可以说，在由封建专制政权向资本主义宪政体制的转变过程中，很多时候社会矛盾的爆发，正是在财政税收问题上激化并演变为斗争焦点，成为引燃革命的直接导火索。

　　一、“不开会，不纳税”。在英国，对财政税收控制权争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世纪。当时，国王出于保持统治地位的需要，与地方贵族签订了一个分权协议，同意对国王的权力作出一定限制。明确未经由贵族代表组成的大会议的同意，国王不得任意征税。此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由贵族和市民演变而来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强大，在国会中逐渐占据主要力量。至1640年，国王为筹集对外战争军费问题与国会谈崩，于是下令解散国会，强行向社会征税。结果激起已经具有近300年分权意识的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提出了著名的“不开会，不纳税”的口号，由此引发了国王对国会的内战。这场内战长达46年，期间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至1688年，终于以资产阶级的胜利告终，并在《权利法案》中明确规定国王无权废止法律，王室的收支与国会的收支区分开来，征税收入和使用预算支出都要由国会决定等。从此标志君主立宪制度在英国的确立。

　　二、“没代表，不纳税”。1775年北美殖民地脱离英国宣告独立，引发冲突的一个焦点也是财政税收问题。作为多数来自于英国的移民及其后代，本来就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其中，没有代表开会则不予纳税，不仅是自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确立的一条宪法原则，也是当时人们所普遍拥有的权利意识的重要内容。但在1764年，英国为减轻战争债务而决定对美洲殖民地进行课税。之后又颁布印花税法，并规定破坏该法案的人，需交由英国政府控制的海事法庭审判。这些做法在北美殖民地激起了强烈反抗。认为美洲在英国国会没有代表权，按照英国的宪法精神，不应当对其进行课税，否则，是对自由权的破坏。“没代表、不纳税”的口号就此在北美殖民地响起。英国政府对此虽在课税项目上作了调整，但始终坚持课税，并以每磅三便士的茶税作为英国对美洲主权的象征。这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普遍愤怒，从而终于拉开了独立战争的序幕。时人对此评价为“财政家不屑挂齿的三便士，哲学家不当一回事的茶一类俗物，竟然撼动了环绕四海的商业帝国的基石。”

　　三、“如解散、不纳税”。在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之后，仅隔四五年，在法国便爆发了一场影响更为深远的资产阶级大革命。革命前的法国连年遭灾，饥民暴动四起，史书称之为“面粉战争”。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困难，1789年5月，国王路易十六决定进行财政改革，实行纳税“平等”的新法。一方面对第三等级加大纳税力度，另一方面对第一、第二等级也征收土地税和印花税。结果，遭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同时反对。贵族和教士拒绝放弃免税特权。而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则要求增加政治权利，不仅当交税者，而且当立法者。要求召开三级会议，赋予批准税收的权力。但这些要求遭到路易十六的拒绝，议会遭到查封和解散，从而引发了民众的反抗，宣布“不制宪，不解散！”“如解散、不纳税！”由此使与国王的对立迅速演化成一场革命。1789年8月，议会通过《人权宣言》，明确写上“所有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自由地加以认可，注意其用途，决定税额、税率、课题、征收方式和时期。”这年10月，路易十六宣布下台，四年后，又被送上断头台。法国由此转向以资产阶段占主导力量的共和政体。

　　四、从“看不见”到“看得见”。在欧美其他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出现过资产阶级同国王及封建贵族争夺财政权的斗争。这一斗争过程充分展示了财政史确实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新兴资本和市场的发展史。进入共和政体以后，欧美各国原先国王与国会在财政税收上的矛盾，迅速转变为政府与民众及国会的矛盾。由于财政预算制度未能规范建立，使得民众和议会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结果就为贪赃枉法留下无数机会，导致腐败问题屡禁不止。上世纪初美国报纸曾刊登过一首打油诗，对此进行讽刺：……收费邪门，无奇不有，备马出行，上山猎兽，夜里点灯，墙上开口，红白喜事，购买销售，样样都要把税收，甚至死神也不帮你的忙，见阎王前先得把税款留。当时纽约“塔麦勒会堂”集团利用财政管理混乱，控制市政资源大搞权钱交易行为，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房改大案。1905年，纽约市率先进行财政体制改革，认为预算问题是关系民主制度是否名副其实的问题，关系政府活动是否“看得见”的问题。“看得见”，民众才能进行监督。由此明确公共预算是关于政府未来支出的计划；制订预算要列举所有项目的开支，进行分类，说明理由；预算计划要经过权力机构的批准，内容和制订过程必须公开，接受监督。纽约市在1908年推出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份现代公共预算，为122页，1913年增至836页。预算一词，在当时成为社会时髦流行的政治术语，并推动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先后都实行了公共预算制度改革。后来评价这一改革不仅重塑了美国政治，而且加快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并为西方各国纷纷仿效，直接催生了现代财政预算制度。

　　读史，给我们以深刻启示：

　　1、财政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向谁征税、征什么税、征多少税、怎样征税，以及公共产品的配置方向和数量界定等，实质上是一个政府行为和活动的安排。这里要考虑到市场价格的影响，但更要求政府把握宏观大局，从政治上作出决定，最大程度地满足全社会利益的需要。这实际上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过的发挥好二次分配的作用，无疑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特别在当代，随着社会抉择论进入财政学，政治程序正更多影响着财政理论和实践的视野，表明公共产品主要应通过政治程序来决定，从而使公共需求和社会利益能够得到真实反映。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保证。

　　2、财政是对政府权力行为起到制约作用的一种制度措施。在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上，必须要打造规范健全的财政制度特别是预算控制制度，完善财政制定的程序流程。这些具体的工作措施是组装刹车装置的重要内容。没有这些措施，没有一个完善的财政和预算控制制度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是不负责任的政府。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归根到底就要把看不见的政府变为看得见的政府。

　　3、财政体制改革直接引导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对部门有效的监督与制约，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上。没有全社会民主、法制、权利意识的充分进步，就没有监督与制约可言。当前，我们需要对税种设置、税率调整、分税留成等问题进行研究，但更需要引入民主政治的价值要素，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社会事务，实现对政府活动包括财政活动的有效监督。这是保证人民当家做主的重要体现，有利于把改革与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结合起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作者为江苏省纪委常委、省纪检监察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