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跨越高层行政区划界限的跨界都市圈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空间组织和主要竞争单元。而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网络化、信息化程度的日趋深入和生产要素的横向流动，城市区域化、区域城市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空间上，跨越高层政区的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珠江三角洲三大都市圈日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引擎。如何强化都市圈建设与管理、加快空间制度整合，成为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行政管理等多种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成为当今我国全面实施科学发展观，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跨省都市圈是一个多元组织协同互动的跨界经济区域

　　一般而言，大都市圈就是指规模较大的一个或二、三个中心城市和外围与中心城市紧密相连的若干小城市的地域空间。但根据跨界情况，我们可以把大都市圈分为省内都市圈（如江苏省的苏锡常都市圈、湖南省的长珠潭都市圈）和跨省都市圈（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珠江三角洲等）两种类型。由于包含数量众多的政府单元，协调不同城市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促进跨省都市圈空间整合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大都市圈是城市化发展高级阶段出现的新型城市空间组织，其整个发展过程一般都会经历培育―形成―发展―成熟的动态演变过程，不同阶段的发展特征也有所差异。但根据国际大都市圈建设经验，一个发育较为成熟的跨省都市圈应该具备以下6个基本条件：一是具有跨越多个高层行政区划单元的跨区域性，是一个全面突破行政区划束缚的网络化都市经济区，呈现一体化发展态势；二是具有向心力和辐射力足够强的特大核心城市或核心城市群，如美国纽约大都市区和日本首都圈都有世界城市纽约、东京为核心城市，并且在其周围云集了一批中小城市，共同推动跨省都市圈的发展；三是具有高密度网络化的基础设施体系，如日本东京都市圈内以地面铁路、常规地铁、线性电机地铁、AGT(自动导轨系统)、单轨铁路、LRT(街道电车系统)等为主的各类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约2670km，东京市中心区轨道交通线网密度高达2.2km/km2，东京大都市圈线网密度达到200m/km2，轨道交通以完善的设施和高质量的服务使其日益成为人们出行的首选方式，也成为都市圈的主导交通模式；四是具有服务业为主、分工明确、互补合作的区域职能分工体系；五是具有十分突出的区域战略地位，如东京大都市圈，集中了全国32.6%的人口（2000年总人口为4131.6万），生产总值占到全国比重的1/3强，尤其是制造业、服务业，更是高达64.6%和78.9%（1997），是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经济集聚体和经济增长极；六是具有相对健全的跨界组织与治理体系，如美国“双城大都市区议会”、“波特兰大都市区政府”（两者为集中型大都市区政府）、“南加州政府协会”、“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华盛顿大都市委员会”（三者主要为地方政府联合组织）、纽约大都市区规划协会（私人非盈利团体），法国的巴黎大区、里尔城市共同体等组织。这种多样化的跨界协调组织及其区域制度，为成熟跨省都市圈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实施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大都市圈空间整合战略

　　根据上述成熟型跨省都市圈的基本条件，我认为，为了推进我国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珠江三角洲等跨省都市圈经济的空间整合，应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重点应实施以下五项战略：

　　第一，群体意识与区域文化认同战略。讲求集体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但在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中，由于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固有矛盾，使得都市圈经济发展中以行政区划为界的“地方本位”意识异常突出，而明显缺乏应有的群体意识。因此，为了实现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首先要采取群体意识和区域文化认同战略，即跨省都市圈的相关成员省市，必须按照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的新趋势，以及WTO规则，克服传统时期各自为政、单打独斗的地方本位意识，树立群体联合竞争、区域化、网络化、全球化、共赢等新理念。要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群体合作的重要性，相互之间更重要的是合作而不是恶性竞争，尤其应在原有文化渊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互认、互通、互助、互信等新的区域文化建设，并且在实际行动中做到言行一致，为跨省都市圈良性竟合发展提供区域文化基础。

　　第二，基础设施网络化与现代化战略。大容量、网络化和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是带动多种生产要素的区际快速流动，进而促进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的首要基础。因此，在我国跨省都市圈经济建设过程中，特别应注重各成员城市之间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从规模经济出发，对公路交通、港口机场、通讯信息、水利生态等大型区域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规划、建设与管理，尽快构筑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有效机制，尤其应先推进高速公路、轨道交通、信息网络等设施的相互连接，依此全力构筑网络化、密集化的基础设施网，这理应成为全面整合跨省都市圈的首要战略。

　　第三，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和集群化战略。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产业结构是保证跨省都市圈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也是推进空间经济整合的驱动力。所以，为了切实推进我国跨省都市圈经济整合，就必须加快转变相关省市政府职能，将企业重塑为真正的产业载体和区域市场经济主体。在这个前提下，国家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紧密结合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实施跨省都市圈产业结构高度化战略，在都市现代服务业、信息业、文化发展等方面尽量与国际大都市圈接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在此基础上，辐射带动国内中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与此同时，要充分运用产业集群理论，积极培育不同区域范围的产业集群，为相关企业的跨界相互学习交流与合作创造良好的区域环境，为培育产业群落创造“同城效应”。

　　第四，成员城市职能分工与联动协作战略。当前影响我国跨省都市圈空间整合的最大障碍，仍在于各个成员城市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因地方经济利益驱动，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大于理性合作，处于一种非规范化、非科学化的发展之中。因此，作者认为，要实现我国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应积极借鉴日本东京都市圈的经验，跨省都市圈内部的每个成员城市，应该从圈域经济分工的角度出发，从自身优势出发，找准自己在跨省都市圈中的地位和发展方向，形成自己的经济特色，努力在都市圈成员之间形成相对明确的职能分工体系，依靠专业化和规模化做大做强一些特色产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知名度的特色城市。在分工的基础上，采取政府层面、市场层面和社会层面等多渠道联动与协作，尤其在资源、交通、旅游、文化、人才、信息等方面加大合作。这样，各成员之间才会实现真正的优势互补与联动合作，也将会培育出市场化、群落化的都市圈经济。

　　第五，跨界协调治理与区域规划战略。治理理念及其机制已成为国际社会处理跨界问题的最新理念和方法。我国跨省都市圈经济的整合理应积极借鉴这一新思想，应采取跨界协调治理与区域规划战略。具体来说，就是在保持行政区划合理适度调整或不频繁变动的前提下，顺应公民社会的转型，通过组建具有跨省协调职能的政府联合组织、或非政府松散协调组织、或跨界型民间非政府组织（跨界行业协会、商会等）、抑或三者兼有，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省市政府、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社区组织、个人等多元力量，构筑一个既保持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又发挥各方力量的主动性，平衡各自利益，切实有效的跨省协调与治理体系，依此来解决区际矛盾和冲突，形成相互开放、互惠互利、优势互补、联动发展、公平高效的跨省区域利益共同体，提高整体竞争力。同时要以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对我国三大都市圈地区开展区域规划为契机，在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先易后难、逐步完善的原则，切实做好基础设施（交通、水利、环保、公共服务等）、资源、旅游、金融、人口、信息等领域的区域战略规划，为跨省都市圈成员间有序竞争和最终实现一体化提供科学的指导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