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更加关注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以维护本国文化的多元发展，反对西方的“普遍主义”，反对“欧洲中心论”，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也要防止在民族复兴中由于受西方“普遍主义”影响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至上主义”。

　　讲演者小传

　　汤一介，1927年2月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83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美国俄勒冈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麦克玛斯特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郭象》、《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及学术论文二百余篇。

　　一、藉文化沟通与对话寻求共识

　　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理所当然的，但同时也要防止在民族复兴中形成民族文化“至上主义”。通过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和对话，以致达成某种“共识”，这大概是我们寻求不同文化间的“共通价值”的必由之路。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掀起了“国学热”的浪潮，相当多的学者，特别注意论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和它的价值所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我认为这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形势有关。

　　因为自上世纪后半叶，西方殖民体系被逐渐瓦解，原来的殖民地民族和受压迫民族为了建立或复兴自己的国家，有一个迫切的任务，他们必须从各方面自觉地确认自己的独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特有文化（宗教、哲学、价值观等等）正是确认自己独立身份的最重要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正在复兴的中华民族强调应更多关注自身文化的主体性，是完全合理的。但与此同时，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正在走着西方国家已经完成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　“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的思潮，认为只有西方文化中的理念具有“共通价值”(universal value)的意义，而其他各民族的文化并不具有“共通价值”的意义，或者说甚少“共通价值”的意义，或者说非西方的民族文化只有作为一种博物馆中展品被欣赏的价值。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些取得独立的民族或正在复兴的民族，也受到“普遍主义”的影响，为了强调他们自身文化的价值而认为他们的文化可以代替西方文化成为主导世界的“普世”文化。例如，在中国就有少数学者认为，21世纪的人类文化将是“东风”压倒“西风”，只有中国文化可以拯救世界。这无疑也是一种受到西方“普遍主义”思潮影响的表现。

　　当前，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更加关注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以维护本国文化的多元发展，反对西方的“普遍主义”，反对“欧洲中心论”，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也要防止在民族复兴中由于受西方“普遍主义”影响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的“至上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反对“普遍主义”，是不是就要否定文化中有“共通价值”？

　　所谓“普遍主义”可能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我个人把“普遍主义”理解为：将某种思想观念（命题）认定为是绝对的、普遍的，是没有例外的，而其他民族的文化思想观念（命题）是没有共同价值甚至是没有价值。

　　“共通价值”的意思则是：在不同民族文化之中可以有某些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念；这些相同或相近的价值观念应具有“共通价值”的意义，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为不同民族所接受，而且这些具有“共通价值”意义的观念又往往寓于特殊的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念之中。

　　在我看来，各个不同民族文化中肯定存在着“共通价值”的因素,必须把“共通价值”与文化的“普遍主义”区分开来。在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的同时，我们应努力寻求人类文化中的“共通价值”的因素及其意义。

　　当前的人类社会虽然处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的形势下，但由于二战后殖民体系的瓦解，“欧洲中心论”的消退，文化呈现着多元化的趋势。因此，要求在不同文化中寻求“共通价值”必须通过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与对话，以致达成某种“共识”，这大概是我们寻求不同文化间的“共通价值”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