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经济走势表现出两大基本特征：一是政府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稳定总需求初见成效，经济总量指标企稳后有望逐步回升；另一个特征是货币总量出现了急剧扩张，一季度末25.5%的M2增长只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过，大量的过剩货币投放使得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出现率先反弹，但劳动力价格拖累使得短期内并没有通胀风险。

　　在政府反周期调控总需求、总量保增长的同时，我们应当更多地思考总量和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避免结构失衡进一步伤害到经济总量的扩张。尤其是对于高出口、高投资、低消费的中国经济来说，当前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表面上是外需疲弱使然，实质上却是自身结构失衡的自然结果。

　　从政策干预的角度来看，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在产能严重过剩时期进行宏观调控的经验，甚至和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相比，目前的产能过剩程度、外需格局都与十年前有很大的差别。当前的四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是原有增长模式的延续和放大，在分配失衡衍生出的过剩经济时代，政府及特定主体（优先获得信贷的主体）信用规模的扩张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拉动总需求，却无法形成良好的收入-消费循环，即刺激总量带来的产出分配会进一步趋于集中，如果外需持续低迷，实体经济必须依赖于更多的财政货币刺激，则可能形成类似于日本的“财政货币依赖症”。如果无法释放民间经济活力、缺乏平滑分配和保护民生的配套措施，单纯的总量刺激可能给经济结构带来以下几个负面影响。

　　首先是经济效率下降。在过剩经济格局当中，制约宏观景气度的原因是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政府拉动投资需求的着力点只能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基础设施行业和民生领域,与市场领域的投资活动相比，财政主导型投资对经济效率的损耗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首先是投资边际效率的下滑，以公路为例，近些年来我国的公路单位里程客运、货运周转量都出现了明显下滑，这意味着部分基础设施已趋于饱和，从更宽泛的全社会投资效率来看，近十年来单位投资的产出效率一直在逐步下降。

　　其次是需求结构异化。作为劳动力优势十分突出的制造业大国，中国的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超过1/3。去年四季度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出口需求出现了自由落体式的下滑，终端出口需求的萎缩直接导致整条产业链出现了产能过剩和就业紧张。而四万亿投资直接拉动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领域，能够部分扩散到钢铁、水泥、建材、电气设备等上游工业企业，而原先出口需求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往往无法直接受益，多数行业在这个需求结构切换的过程当中并不能显著改善其行业景气度，因此往往出现总需求企稳，但就业形势却依然紧张。另外，由于产业链和就业链较短，以及由政府主导的特征，财政投资需求形成的产出无法沿着产业链和就业链均衡分配，新增产出的分配往往出现集中化的趋势，对平滑财富分配格局实际上存在负面作用。

　　第三，劳动力价格下滑。金融资产、房地产和物价的走势与货币周期存在紧密的联动关系，相对来说，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价格对货币变动最为敏感，而劳动力价格仍然具备很强的刚性。在当前就业形势紧张、劳动力名义工资刚性特征突出的情形下，大量过剩货币的投放将推高金融资产、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使得劳动力相对价格持续走低，例如衡量劳动力相对价格的房价-收入比指标将变得易升难跌。从产出分配的角度来看，劳动力相对价格的下滑将使得劳动报酬在产出分配当中的比重持续偏低，中低阶层的收入被固化在商品房等投资支出上，其消费能力将继续萎缩，而财富集中化趋势、需求不足的怪圈也会变得难以逃脱。

　　第四，财政货币政策依赖。日本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陷入了财政扩张和流动性陷阱当中，1995年以来日本的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均值高达6.1%，2008年末其国债余额占GDP比重为172%，通过财政赤字推行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成为日本经济的一种常态。目前，中国经济同样有陷入财政货币政策依赖的风险。只不过与1990-2007年期间日本陷入“流动性陷阱”，M2年均增速仅1.7%相比，中国的银行信贷和信用扩张具有较高的政策主导特征，为形成增量需求扩大赤字和发行货币的动机和潜力都很强，但财政赤字和信贷总量的膨胀无疑将带来社会总体信用规模（货币）的大幅膨胀，使得未来资产价格膨胀和通胀的压力不可小觑。

　　在金融危机触发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过程当中，中国如何在保持总量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结构的良性调整，已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决策的重要考量。内需的根本改善与合理经济结构的形成，其核心要求在于释放民间经济活力，平滑产出分配，健全社会保障，让尽可能多的经济主体分享到经济增长的蛋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