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未来走向，历来为西方战略界所关注。历史上,西方舆论就认为中国崛起将给他们带来“黄祸”。新中国成立后,西方战略界把中国看作是社会主义阵营扩张的“东方策源地”，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对西方国家构成“红色威胁”。美国带领其盟国在东亚建立“新月形包围圈”，长期围堵和遏制新中国。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战略界逐渐涌动起一股日渐走强的声音：21世纪是亚洲和太平洋世纪，亚洲太平洋时代正在降临。从那时起，世界关注的焦点就逐渐向亚太地区聚集，关于中国的走向更是引人关注。当今世界正在被一个事实所震撼：沉睡了150年的东方巨龙——中国已经苏醒。“中国崛起”成为国际战略界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中国的未来将会走什么样的道路，对西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意味着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快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成为30年来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战略界人士研究和思考的焦点，本身已经成为中国崛起的国际舆论环境。

　　一、低估中国发展活力的“中国崩溃论”

　　众所周知，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在国际战略上存在所谓“战略共识”，以视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为不共戴天之敌为基础，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也或多或少地被纳入这一冷战框架。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中国西化论”成为西方国家制定战略的一个依据。西方国家的领袖和战略界人士大多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会导致中国成为西方国家所期望的面貌。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局势一系列重大变化令西方国家的国际战略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使西方国家的此种战略共识不复存在，令他们无所适从，思想混乱，“谁是苏联之后的敌人”一直是冷战后困扰西方战略界的难题。对中国走势的战略评估被纳入这一课题之下展开，使得中国地位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难有定论。

　　20世纪90年代，苏联的不战自败，使西方国家上下如释重负，志得意满，胜利者的自豪和骄横感一度弥漫。最著名的是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断言，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终结，因为由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将在冷战后一统天下，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自由民主主义和“民主市场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永恒模式，成为全球理论与实践的共同标准。在这一不可一世的乐观情绪下，“中国共产主义政权崩溃论”、“中国无用论”、“中国倒退论”等降低中国战略价值的舆论开始涌动。

　　与“中国共产主义政权崩溃论”相联系的是“中国倒退论”和“中国无用论”。1989年前后西方国家不少战略界人士对中国“非常失望”，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失败了，中国一定会倒退到“文革时代”甚至闭关锁国的时代。在这些人眼中，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中国是个“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法制的国家”。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前主席赫尔姆斯就是持此种看法的代表人物，美国国会议员和主流媒体充斥着攻击中国的狂言乱语。

　　与此种论调相联系，另外一种论调认为西方战略界高估了中国的地位，中国对于遏制苏联的战略意义已经大大下降，即使抛弃也在所不惜。1999年9月，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杰拉尔德·西格尔的《中国值得重视吗?》。该文的基本论点是中国的综合国力远不像西方国家想像的那样强大，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间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然微乎其微，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远不及苏联，充其量只相当于伊拉克的“地区性”威胁，或无关痛痒的“小动作”，西方可以轻而易举加以遏制。

　　二、高估中国实力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使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中国非但没有出现政权崩溃的局面，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中国威胁论”随之而起，关于是否要遏制中国的议论也应运而生。

　　早在1991年1月9日，《国际先驱论坛》发表了题为《东南亚国家为防备中国而纷纷加强海上防御力量》的文章，声称，由于中国海军于1988年从越南手中夺取了南沙群岛中的几座岛屿并占领了7个小珊瑚礁，在亚洲掀起了众多国家的军备竞赛。随后，1992年1月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东南亚人谋求美国做出安全保证》，认为，“中国正在作为一个海军强国而崛起”，亚太地区的安全前景令人“忧心忡忡”。《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克里斯托夫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中国的崛起》的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在迅速增长，这种增长必然导致军事力量的增强。当时，鼓吹“中国威胁论”的重点在于宣扬中国对东南亚国家造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