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中国实体经济的剧烈收缩和震荡似乎正在逐步减弱，我国宏观调控取向也应开始准备作出相应调整：从疾风骤雨式的“危机处理”方式向逆周期的“相机抉择”过渡，在“反危机”的政策中加入更多“反失衡”的考量，注重短期增长率，更要追求长期结构优化。为此，宏观调控和政府的系统干预应该着眼于破解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

　　全面推进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福利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常提到的劳动就业体制、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可能只是社会建设的某些方面。社会建设还包括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社会组织建设、社会结构建设、社会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建设、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非常丰富的内容。

　　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社会建设的滞后阻碍经济发展的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只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社会建设：一方面，收入差距过大，中间阶层的“夹心化”造成内需增长不振；另一方面，城市化进程中形成新的二元结构，贫富差距和社会安全的缺失激化社会矛盾；同时，教育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造成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

　　2008年我国也进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中国能否逾越这一陷阱的关键在于社会建设能否有效跟进。虽然我们也相继出台与民生相关的就业、社保、住房、医疗政策等社会建设政策，但是与“保增长”而迅速推出的4万亿投资的力度相比，我国对于公共服务和社会建设的投资财政投入和支出力度仍显不够。因此，如何加大对社会建设的投资，特别是要发挥财政资金在公共服务领域“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应是管理层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实施“就业增长优先战略”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非一致性。就业与经济增长不同步体现为：就业增长率明显低于GDP增长率；就业弹性系数逐年下降。就业弹性由“九五”期间的0.14下降到“十五”期间的0.12，2008年为0.08，即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仅能带动80万个就业。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对就业产生多大拉动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增长产生挤出效应,体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

　　事实上，增长优先还是就业优先不是谁先谁后的问题，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路径问题。如果增长方式不变，光靠经济增长率来拉动就业，是不可能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与经济增长优先相比，“就业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不仅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良性互动，而且也将推动就业结构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其主要表现在：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上，注重发展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和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的经济产业和生产服务领域。如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在要素投入上，通过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通过经济增长，真正将人口就业的包袱变成人口资源的福利因素；在目标导向上，把就业作为基本目标，在确定经济增长目标、增长方式、增长速度、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充分考虑对就业的影响。

　　摆脱投资依赖型增长

　　2009年一季度，中国扩张性宏观政策力度空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投资何以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引擎？这与我国长期投资率高，资本利用率低，需要更多的资本，特别是国际资本的注入有很大关系，也是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库兹尼茨增长”的内在根源。

　　而从提升路径上看，中国下一步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技术创新以及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提高投资效率，避免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产生的产能过剩和结构性错配。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也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出现“三低现象”：一是劳动者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二是劳动者报酬增长持续慢于经济增长，其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从1998年到2005年，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

　　因此，国家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多做文章，在财富的存量上作重大调整，通过按生产要素参与初次分配、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性减税，切实保障国民财产性收入等措施，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创富于民”。

　　促进发挥市场经济效率

　　相对于均衡的产出分配和良性的内需结构来说，如何调整产业结构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关键。2009年1-2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核心因素使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大幅度增加，增速达到35.6%，比去年同期提高了23.3个百分点。如果剔除国有因素，则其他经济成分投资同比增速仅为20%。中央项目增速迅猛，但新增刺激性投资大部分流入了国企及垄断行业。

　　中国目前社会资源60%以上控制在国有资本手中，然而他们创造的财富却只占GDP的28%左右，吸纳的劳动力更不足10%。当前要以此次大规模投资为契机，逐步打破行业垄断，进一步开放国内高回报的垄断性服务业。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松绑后，还要经济推进体制性政策的改革引入竞争主体，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

　　因此我们在关注短期经济总量回升趋势的同时，似乎需要更多地思考如何避免结构异化、保持长期经济活力的核心问题。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大的外部冲击，都会演化为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的促动力。当前中国应对危机的基础和能力已今非昔比，完全能够战胜挑战，迎来更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