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的使命是协调冲突、创造秩序，其力量体现为公共权力及其运行。因此，人们通过建立使公共权力得以确立和运行的制度体系来建立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重要的力量。现代国家的发展使提升和整合文化成为重要内容，将文化塑造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使国家治理融于文化塑造之中，必将成为民主时代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软治理；文化；国家治理

　　一、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民族国家

　　在现代国家体系中，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常态的内容，即拥有最高主权、明确的国土边界以及由明确国籍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公民所构成的国家。对于这样的国家，著名人类学家安德森将其视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这种判断是基于他的认识：“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1］他认为，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现代国家的兴起主要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事实上，无论是古代国家还是现代国家，都不过是想象的共同体之间的差别，是各自想象的方式不同。既然都是想象的共同体，想象的方式再怎么不同，都离不开想象本身。想象是一种意识形态，涉及信仰、符号、观念、心理以及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工具——语言。这决定了这种共同体的维系和发展离不开文化这个要素。从一定意义而言，文化所起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这与共同的文化一旦被认同就往往深入人心，并与人的尊严、信仰和信念紧密相连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一个国家的建立、维系和发展必须以对共同体的想象作为基础。如果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有着各不相同的想象，其认同也就必然不同。认同的差异和冲突必然带来共同体的龟裂、冲突，甚至是解体。为此，任何国家的确立都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包括组织、制度、宗教、习俗、权威以及传统等资源——在整个共同体内创造出共同的想象和认同，并通过家庭、学校、宣传等机制进行政治社会化，将共同的想象和认同在代际之间传递和延续。前者形成了国家努力推进的一体化行动，后者则形成了国家持之以恒的公民教育。通过这些过程，作为社会共同体存在的国家便能够在共同的信仰、共同的认同和共同的理想下聚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然而，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看来，国家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一个社会体。在他看来，“一切亲密的、秘密的、单纯的共同生活”才是共同体的生活，“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相反，“社会是公众性的，是世界”，“人们走进社会就如同走进他乡异国”。所以，“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2］依据这种标准，国家无论怎么看都不属于“共同体”的范畴，而是“社会”的范畴。也许在古代社会，国家与共同体之间还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如传统中国的国与家。国家建立在社会阶级与阶层之间的紧张基础上，现代国家以社会成员的独立存在作为基础。所以，国家完全不属于共同体，仅仅是一种政治社会。国家的这种形态属性，决定了国家不是通过亲情、习俗、宗教来维系，而是通过公共意志、公众舆论以及制度体系来维系，其使命是要将分散的个体和组织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应该看到，国家本质上虽然不是滕尼斯式的“共同体”存在，但其发展和建立却是努力将社会整合为一个“共同体”，即相互依存、相互帮助、和谐共处、休戚与共的共同体。这种发展动机很容易在各个时代的国家身上找到。正是因为这种动机的存在，国家才会在权力、制度和组织的资源之外，努力开发文化资源来整合国家。这样，国家不仅能够与其既有的共同体（如家庭、村落、宗教团体）保持和谐共存，而且能够使国家在丰富的文化资源基础上将自身整合为高度有机结合的共同体。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国家看作是努力使自身有机化的共同体。

　　对于作为共同体的国家来说，治理的使命主要有四点：一是保证共同体统一与完整；二是保证国家制度有效运行；三是保证经济与社会有效发展；四是保证社会成员获得自由、平等与安全。前两者是基础，如果完不成这两个使命，整个国家治理也就无从谈起，但是，这些使命的实现又或多或少必须建立在民众对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因此，国家治理最终依赖于公民的文化认同，文化是国家最可依靠的力量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