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一生致力于民主革命。在其革命生涯中，面对严峻的边疆形势，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倡导新三民主义，呼吁建立包括藏族在内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认为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同时，他也拟定了在西藏地区修建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进行移民垦荒的规划，以巩固国防，发展西藏地方经济。

　　1899年12月22日，孙中山发表《支那现势地图》，在文中他提出在中国中部地区，以上海为起点，修建过江宁、到汉口、至成都的铁路线，“再向西经双流、新津、邛、名山、雅州、荥经、清溪、打箭炉、里塘、巴塘，出西藏”。孙中山提出在西藏修筑铁路的构想，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修路来巩固边防，抵御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但是，清廷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加剧了边疆危机，促使孙中山立志革命，以救中国。此后孙中山长期流亡海内外，致力于反清斗争，无暇详细筹划边疆问题，直至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才又详细地设计了在西藏修筑铁路、发展经济的规划。

　　近代以来，西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英国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所以，孙中山认为发展西藏就必须首先修建铁路。铁路修通后，既可以巩固国防，又可以发展经济，开发资源。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强调军事实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必要保障：“现在以国防不固，……英国在西藏进行。我国兵力若能保护边圉，断无此等事实。”指出了我国军队无力保疆卫土的事实。他认为，我国并非缺乏兵力保卫西藏，实因交通不便，以致不能及时运兵到西藏地区。“倘有铁道，则交通便利，可将内地之军队输于边疆，以保吾圉。如蒙古，如西藏，皆由兵力薄弱，以致外侮侵凌，是皆交通不便之故。”故孙中山主张政府应尽早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他希望通过修筑铁路，达到巩固边防，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

　　基于这种考虑，孙中山于1912年间在众多场合反复陈述了修建铁路的重要性，并表示要专办全国铁路，争取10年时间修筑10万公里铁路线。1912年6月，他曾建议修筑3条全国铁路线，其中的南路铁道线“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这条铁路线起于沿海城市，达于西部边陲，对于巩固西部边防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民国元年，蒙藏形势一度呈现危势，孙中山认为“蒙藏风云日亟一日，若不赶筑铁路，后患不堪设想”。建议政府专门修建一条由拉萨起，经过新疆，直达蒙古车臣汗，贯通蒙藏地区的铁路。再由拉萨筑一支线，“至四川成都，而与滇、蜀铁路相接，若此路一成，不唯蒙、藏交通上大有裨益，即军事上亦种种便利”。如果不将铁道修成，“则俄人必欲夺我之蒙古铁道路线。……英人必欲夺我之西藏铁道路线。……铁道为人所夺，国即为人瓜分”。孙中山呼吁在蒙藏地区修筑铁路，反映了他对边疆形势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不过，从西藏修建通往蒙古、四川地区的铁路，虽可巩固边防，但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国家实力以及技术条件看，是不可能实现的。

　　孙中山非常重视民生建设，意图通过发展实业实现国家富强，发展西藏地方的经济，自也是其考虑的重要内容。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拟有在西藏地区修筑铁路，开发农牧矿产资源，移民垦荒的规划，期望能发展西藏地区的经济，密切藏族与内地人民的各方面联系，以利于西藏地方的稳定与繁荣。

　　孙中山认为发展经济，当以交通为最重要。计划交通，又以铁路为先。对于西藏地方而言，也是如此。铁路在利于国防的同时，也是发展经济的首要条件。所以，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拟在全国修建中央、东北、西北、东南、西南、高原等铁路系统。修建通达西藏地区的铁路线主要是在高原铁路系统中，包括：拉萨—兰州线，拉萨—成都线，拉萨—大理车里线，拉萨—提郎宗线，拉萨—亚东线，拉萨—来吉雅令及其支线，拉萨—诺和线，拉萨—于阗线。所拟定的通往西藏地区的铁路线具体详细，与内地的铁路线连接，通往各沿海地市，形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全国铁路网。边疆铁路线所经之地，皆是资源丰富之地，“如满洲、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等处，皆物产殷富之区，徒以交通未便，运转不灵，事业难以振兴”。高原铁路系统可以开发西藏地区的矿产，因西藏地区蕴含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中国人则目西藏为西方宝藏，盖因除金产丰富外，尚有他种金属，黄铜尤其特产”，故可以重点开发黄金、铜等矿产，必将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利。但孙中山也认识到西藏地处高原，自然条件恶劣，铁路修建起来工程繁难，耗资巨大，只有待其他铁路线完成后，才能修筑，所以，西藏地区的矿产可以留待最后开发。

　　在西藏修筑铁路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便于移民垦荒。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拟有“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的规划，为了便于移民事业的进行，孙中山建议用科学系统的方法指导移民，“以特惠移民，而普利全国”。他设想土地由国家收买，设为农庄，长期贷给移民。移民之初，所需的资本、种子、器具、屋宇应由国家供给，“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取偿，或分年摊还”。待一个地区的移民人口达到一定数量时，可以授以自治权，并对移民进行民主政治精神的训练，使其能经营个人事业。

　　孙中山的上述设想为部分西藏上层人士所了解，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1929年1月，第九世班禅大师驻京办事处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且藏、康、青海，地广人稀，芸畴万里，蕴藏丰富，若依中山先生之实业计划，则大有裨于国计民生。”宣言表示赞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并呼吁国人不仅要注重珠江、长江、黄河流域的开发，也要重视对西藏等边疆地区的开发。这说明，孙中山开发西藏、建设西藏的主张有重大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关注。

　　此外，在西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也是建设西藏的一项重要内容。民国刚一成立，孙中山就强调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提出对待落后的地区，要帮助他们发展教育。1912年4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公布对《中华民族大同请拨款创设蒙、回、藏师范学校》呈文批示：“中华民国既合五大民族而成，自应施以同等教育。蒙回藏语文各异尤应首先养成师资。”以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皆对此有所实施，创办蒙藏学校，培养藏族人才就是一例。当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在西藏地方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及进行经济建设，是难以实现的。孙中山晚年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国民党一大上宣布的反帝反军阀的奋斗目标，在实际上已指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之策。也就是说，只有实现国家的独立统一，西藏地方的稳定以及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才能得到根本的保证。今天的事实证明，孙中山关于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西藏地方经济文化事业，修筑通往西藏的铁路，增强藏族同胞自治能力的主张，在全国人民的努力下，正在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