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虽然持续的外部压力或外部影响可能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某种重要作用，但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人民才是国家政治走向的主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对于中国政治未来的分析是决定性的。首先，中国领导人寻求政治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其次，有哪些因素或障碍阻止他们这样做？第三，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方略才能克服这些障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人比俞可平更为明晰”　——李成美国汉弥尔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成一定是关注俞可平很久了，并且一定是非常熟悉俞可平所有关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著作，否则他不可能在“让民主造福中国”一文中如此行云流水般地解构俞可平。正因为如此，当清瘦而健谈的俞可平坐在记者面前时，记者决定借用李成的标题，这也正是俞可平眼里的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路线图上最醒目的一块标记。

　　【关 键 词】俞可平；民主；中国

　　意识形态变迁引导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效果

　　(背景：2006年10月23日，《北京日报》在显要位置发表了俞可平的政论文章。这篇文章引来一片叫好声，也引来一片“叫骂”声。并由此在中国学者和官方媒体间发起了一场遍及全国、公开的对民主问题的讨论。)

　　记者：您的这篇文章我仔细研读了几遍，确实感觉好，好就好在它深入浅出讲明白了什么样的民主对中国老百姓是最有好处的。这样一篇内容客观、文字平实的文章，却在相反的两个方面都引起了很大反响。对此，您是否有心理准备？

　　俞可平：有准备，但反响之大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篇文章本身就是有意而为，不是随便之笔。

　　记者：为什么？

　　俞可平：有几个原因。改革开放快30年了，经济发展非常快，政治发展也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总的说来，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民主法治建设，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好，对民主政治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现实的发展迫切需要推动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一个原因，也是比较重要。一直以来，包括现在，我们对民主存有偏见。我是一个研究政治学的人，觉得自己有责任来纠正这些偏见，以求最大限度地在社会上达成对民主的一种共识，没有这样一种共识，民主的推进就会相当困难。我认为在民主问题上我们起码应当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即建设一个民主、富强、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的必由之路；民主法治是使国家繁荣、人民幸福、社会安宁的不二法门。

　　一种偏见就是把民主与西方的、美国的民主等同，似乎一提民主就意味着三权分立、多党执政。这种偏见现在仍有市场，前几天我看到网上有一篇很流行的文章，观点是反对民主，理由是搞民主就是导入西方政治。文章说，你看，中国不搞民主多好啊。中国不搞民主，才有这样的发展速度，才有这样的社会安定，其它国家搞了民主，像菲律宾、泰国都在动荡。其实，他的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听起来，他很“左”，但其实很“右”，按以前的政治话语，叫“形左实右”。因为他否定了我们中国现在是在走民主的道路。

　　第二种偏见是民主的迷信，认为民主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民主有不少内在的局限，有许多的无奈，它不是万灵药。

　　第三种就是把民主与法治对立起来，认为要了民主就要不了法治。民主和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法治的实质就是指法律是最高权威。如果不是在一个民主的制度下，怎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一定是某个组织或是某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你发现没有，大力倡导法治的法学家，通常也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倡导者；反之，积极倡导民主的政治学家，通常也是法治的坚定拥护者，因为他们懂得民主和法治的真谛。个别人将民主与法治割裂开来，以法治来反对民主，或以民主来反对法治；他们若不是对近代民主法治的无知，就可能是另有企图。

　　还有一种偏见就是把民主和集中对立起来，这也是一种误解。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是从政治过程的意义上说的，指的是一种决策方式。而当我说“民主是好东西”时，“民主”是从国家制度意义上说的，指的是一种国家制度。你想想，哪个国家要民主就不要集中了？或者，要民主就不要权威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是西方代议民主的典型代表，可它的集中也是非常厉害的。在西方国家，美国总统的权力是最大的。为了反恐，他可以搞大面积的监听，民众有再大的反对意见也没用。

　　记者：有部分学者表示，他们赞同您的观点，更欣赏您的勇气，言外之意，似乎认为像您这样大张旗鼓地来谈民主，是件不容易的事，或者担心自己讲民主的话题很有可能招来麻烦。您有过类似的担心吗？

　　俞可平：一些人的担心有一定的现实原因。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在我们的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法治和民主的内容。建国后，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又有种种偏见，因而，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在强调民主，强调要建设法治国家，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治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而民主就意味着分权，所以，有些人对民主会有敏感。

　　但是，我自己对民主的观点、论述和分析是无所畏惧的，也是很有底气的。说得自我夸张一点，就是“无私无畏”：我呼唤民主，除了想让民主造福中华民族，造福中国人民外，没有任何私欲。说得更具体一些，这种底气来自于四个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追求、人民群众的现实需要和世界历史的潮流。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我的观点之所以得到强烈的共鸣和支持，就是因为大家都普遍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身最大的变化，就是逐渐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实质性的标志，就是党的直接目标从夺取政权转变为维护政权，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政党转型过程，涉及党的社会基础、组织结构、领导方式、政策方针、战略策略、工作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的变化。而意识形态即政治理念的变迁则在引导着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效果。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通常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先声。中国30年改革的事实充分证明，思想观念的变革与社会政治的进步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理论创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记者：我们也看到并深切地感受到，正是因为思想观念的解放，现在，包括人权、法治、治理、善治、宪政、合法性、以人为本、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透明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等已成为或将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流词。

　　俞可平：这些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既是对传统政治思想的超越，也最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这些政治观念有些是过去被忽视的，有些是过去被当作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批判的，有些则是改革开放后从西方学习借鉴过来的。无论这些观念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西方政治思想，它们都深刻地体现着自由、平等、正义、和谐等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都深刻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现在，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讲话还是中央文件都在强调民主，温家宝总理亲自写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讲民主、人权、自由、尊严这些价值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专利，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十七大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十七届二中全会胡锦涛总书记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讲了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专门讲了“我们必须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可见，我们不必忌讳谈民主，但是作为学者，我们一定要考虑清楚，什么样的民主能造福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