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是北京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一直被学界广泛关注。近年来，北平和平解放史研究不断深入，进展显著。

　　进展一：中共人物方面，对有关人物的独特贡献给予了充分阐述，对人物的评价越来越实事求是

　　近年来，北平和平解放史中有关的中共人物研究最为扎实，成果最为丰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依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珍贵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会议记录，以及有关同志的访问记录、回忆录和当时的报刊资料，组织编写了《毛泽东传（1893-1949）》、《朱德传》（修订本）、《周恩来传（1898-1976）》等党的领袖传记。叶剑英、聂荣臻等解放军将领也是与北平和平解放历史有关的重要人物。为纪念建军80周年，由中共中央军委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写了《叶剑英传》、《聂荣臻传》等将领传记。这些专著依据权威、翔实的档案文献和口述资料，对传主的生平和一些历史细节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表述，对于他们在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和北平城市的接管以及城市建设等当中的独特贡献都给予了充分的阐述，对人物的评价越来越实事求是，代表了当前人物研究的最高水准，同时又把今后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研究有关领导人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的历史作用的论文、文章也不鲜见。如赵晋在《彭真与北平和平接管》中深入阐述了彭真在入城接管前所作的大量准备工作、进入北平城领导和平接管、整顿社会秩序、筹备开国大典等为北平和平解放和顺利接管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罗元生、刘标玖的《聂荣臻元帅担任北京市第一任市长前后》，以聂荣臻的身份为线索，系统展现了他对北京的贡献。

　　进展二：对国民党方面的焦点人物傅作义的研究仍待突破，但也不乏亮点

　　国民党人物的研究仍需突破，但也不乏亮点。傅作义是北平和平解放中国民党方面的焦点人物，一直也是史家关注的重要对象。对于傅作义研究的状况，崔红在《1949年以来大陆学界关于傅作义的研究综述》中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往成果，研究者多把目光集中在傅作义一生的重大事件上，对于其政治作为、军事表现研究过多，而且，这些研究观点相近，强调傅作义“为人民立了大功”的一面。而对于傅作义其他的研究亟待加强，如：傅作义一生受过许多重要人物的影响，如蒋介石，以及多次帮助他并与之私交甚好的周恩来等等。傅作义与这些人物关系的研究或比较研究也是有待开拓深入的领域。关于傅作义个别事迹的相关记载也一直存在出入，需要厘清和考证，如傅作义说冒着“三死”实现北平和谈，究竟是对谁说的，是对邓宝珊、傅冬菊，还是对董其武。傅作义作为复杂社会背景下的一个复杂人物，研究其行为思想，应运用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关科学理论加以指导。这样才能较真实地还原傅作义这样的历史人物。在研究资料方面，由于最能直接反映傅作义思想的材料，如日记等“已在北平解放时全部付之一炬了”，所以，直接出自傅作义本人的第一手材料较少。目前研究者所选用的多是一些相关人物的回忆性资料。由于时间久远，回忆性资料往往存在比较大的误差；由于人事关系，措辞褒贬可能会与历史事实存在某种出入。因此，研究者应更广泛搜集有关傅作义的原始文献资料。

　　近五年来，邓野的《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一文观点颇为特异。作者试图通过研究《徐永昌日记》等一手资料来阐释“傅作义是怀抱着相当的个人意图而加入到改朝换代的行列中，其反正过程具有强烈的双重性。”之所以如此，他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已经失败，故而拒绝与国民党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政权能否稳固存有疑虑，故而对中共亦保持距离。傅的这种两手准备、两手安排，是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余地。这是一种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现象。诚如作者所说：“本文关于傅作义双重性的研究，并不涉及傅之功过。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的存在与表现，其学术意义在于，它体现了历史的多样性的存在与表现，并且使之更为具体，更为生动。”

　　刘后同是促使傅作义走向和平解放北平的重要人物之一。《刘后同与北平和平解放》的出现让历史关节点的史料更加清晰、丰富。这位能在关键时刻安抚、引导傅作义的功臣、傅作义的恩师，在以前的研究中其事迹不仅概括、简约，而且其名字也一直以讹传讹为“刘厚同”，实不应该。从最新披露的刘后同所作《北京古城和平记略》中可获得刘后同与傅作义会晤的次数、时间、内容等详细细节。一个大智大勇的智囊形象跃然纸上。“这篇文章是北京解放战争时期历史研究的重要收获。”

　　进展三：和平解放进程中的知识分子成为研究中关注的热点

　　作为国民党方面所倚重和争取的知识分子，也是近年关注的热点。周为筠著《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揭示了1949年风云变幻、时局动荡背景下文人与政治的纠葛。许纪霖在《知识分子十论》中深刻剖析了朱自清、金岳霖等北平教授的心路历程。作为典型京派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朱自清长期生活在北京，浸淫于特有的京派文化氛围之中，也亲历了一些在北京发生的在全国颇具影响的严重事件。他是标准的象牙塔中人，但抗战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腐败、无能和残暴让他无法稳坐书斋，艰难地一步步被逼上十字街头。他最后不顾自己和家人糟糕的营养和健康状况，为抗议美国扶植日本而拒绝美国援助的平价面粉，最终为了气节牺牲了性命，保持了爱国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金岳霖，一位率性的自由知识分子，却多次在教授们抗议国民党暴政的联名信上签名，折服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所散发的文化魅力，毅然留在北平，感谢中国共产党消除了中国人的“瓜分恐惧”。

　　进展四：将研究触角扩展到基层政权建设、民生、市民心态变化等新领域

　　北平和平解放，既是一个历史事件，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涉及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涉及研究领域十分广泛。近年来，学界在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视角方面也取得不少成绩。

　　比如，关于党组织和政权建设。面对和平解放的新形势、新任务，党的建设是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和成功实施的关键。韩勤英的《试述执政初期北京地方党组织的建设》，阐述了党在和平解放初期组织建设的任务和成绩。黄玉竹的《入城前后中共北平党组织的状况》，则主要是厘清了和平解放前后北平城内的中共党组织及其工作状况。这些研究为中共是否能在进入大城市后建立并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否会在新形势下腐化变质提供了答案。

　　比如，关于经济、民生。沙敏以和平解放后中共应对和解决民生问题为视角，作了《关于民生问题的一场无声保卫战》。摊贩问题是当时另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张世飞的《北京解放初期的整理摊贩工作》阐述了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委、市政府在恢复与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于1949年5月至6月开展了全市范围内的整理摊贩工作。彭真、叶剑英还亲自与摊贩代表座谈，不仅较好地解决了摊贩问题，还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这些研究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经济研究，加强了与国民党统治时期旧北平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鲜明对比，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仅可以夺取城市，而且也有能力、有办法管理好城市。

　　再如，关于社会生活、社会心态。贫困人口问题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也是考验当时市委、市政府执政能力和执政理念的社会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形象。《贫民救助与政府责任——以1949年-1952年北京(平)市的贫民救济为例》一文，阐述了1949年-1952年北京市政府采取多种强有力的措施，使贫民问题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通过对新旧社会生活水平和生活状态的比较，贫民增加了对中国共产党及新政权、新社会的政治认同感。

　　市民心态反映了市民对新生政权的一种态度，具有个体性，也具有从众的群体性。正确地了解和引导市民心态良性发展，是新生政权不能忽视的问题。《和平解放初期北平市民心态分析》一文，分析了北平市民或疑虑重重，或衷心拥护，或冷眼旁观等复杂心态，剖析了在接管中中国共产党对待普通三轮车夫、旧职员等典型群体的政策，真实地折射出人民对新政权的拥护是靠正确的政策、耐心的宣传和细致的工作换来的。

　　进展五：三部重要专著改变了和平解放史研究专著长期匮乏的状况

　　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先后组织撰写了《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走出硝烟——平津战役三方式》、《上上之役——北平和平解放的实现》等三部关于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专著。其中，《走出硝烟——平津战役三方式》是北京卫戍区老干部董世贵耗费20多年心血的结晶。董世贵与妻子先后访问了参与平津战役的傅作义、傅冬菊、苏静等国共双方七八十位当事人，掌握了大量一手资料，又参考了大量档案资料及回忆录。全书“力求给读者一个完整、全面、系统了解三种方式产生的不同背景和采用不同方式解决战争问题的历史过程”。这是第一部将天津、北平、绥远三地解放过程进行系统描述并反映整个平津战役全貌的专著。

　　（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