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月份小女尚幼，我家不得不请保姆。在此之前，早就听同事朋友们讲过合适的保姆如何如何难请，在自己请了保姆并因此有机会和小区中的其它保姆有所接触后，又听到了来自她们的另外一种声音，她们也在抱怨好的东家如何如何难遇到。这也就是说，一方面由于工作繁忙等原因客观上存在着对保姆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某种原因致使需求很难得到满足。是愿意做保姆的人不够多吗？不是的。其实保姆市场是一个竞争性市场，需方（即保姆口中的东家）和供方（愿意从事家政服务的人）都很多且彼此独立。按照主流经济学的说法，在竞争性市场上价格机制就能够引导资源实现合理的配置。假设保姆可分为高能力和低能力两种，在主流经济学看来不同能力的保姆提供的服务当然是不同的商品，愿意并且能够支付高工资的需求者请到能力强的保姆，只愿意支付低工资的东家只能请到能力低的保姆。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家政服务这种稀缺的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如果世界真的这么简单，那么就不会有上面所说的那些抱怨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从需求和供给双方的思量入手。家政服务的需求方，就比如我家，在考虑要请保姆时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谁是高能力的，谁是低能力的？能力的高低是保姆的私人信息，“她知我不知”。既然分不清楚保姆能力的高低，我会怎么出价呢？面对一个来自服务介绍所的身负未知能力的人，我当然不肯付高工资。我的理性选择是根据对保姆市场平均能力的预期开出介于高工资和低工资之间的中等水平的工资（负责清洁、做饭菜的每月600元，全天带小孩的每月800元）。从供给方来看，如果她是高能力的，她会认为东家开价太低，或者拒绝，即使暂时接受也会“身在曹营心在汉”，积极寻找开价更高的东家。如果她是低能力的，就会一边愉快地接受东家的开价，一边暗自庆幸自己赚到了。结果我请到的多是能力相对较低的保姆，感觉不满意就在所难免了。

　　如果我有一双能够看出对方能力高低的慧眼，是否就不会有问题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即使我在慧眼的帮助下请到了高能力的保姆，在被正式雇用之后，她也可能会偷懒。保姆之所以会选择偷懒，是因为她的目标和东家不一致。以照顾小孩儿为例，东家完全从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行为做事的出发点是对孩子好不好；保姆的出发点则是怎么做最省事儿。如果保姆的目标和东家的完全一致，东家想让她做的正是她自己想做的，那么偷懒就不会发生。保姆之所以能够偷懒，是因为她努力工作与否很难直接被观察到。这在照看小孩儿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孩子健康与否取决于多个因素，保姆照看得是否尽心只是其中的一个。如果孩子病了，保姆随随便便就可以找到几条理由（比如，东家自己照看的时候孩子受凉了，外婆带着吃坏了肚子等等），东家也弄不清楚她说的是真的呢还是在推卸责任。

　　总结一下，事前难雇用到能力强的保姆，事后她又会并且能够偷懒，这可能就是大家抱怨好保姆难请的原因吧。事情总有两方面，当站在自家的立场上分析过后，保姆一方的声音又响亮起来。她们也在抱怨“好”东家难找。她们眼中的“好”东家除了要尊重她们之外（就是要瞧得起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给予她们的劳动以公正的评价。这体现在货币收入（工资要与其能力和付出的努力相衬）和非货币收入（不能唠唠叨叨、说三道四的）两方面。看起来保姆的要求也不过分，可是但凡牵涉到价值判断麻烦就少不了。往往是东家认为自己给的工资已经够高了，可保姆却不满意；或者保姆认为自己干得挺不错，东家还一肚子意见。矛盾就这样产生了。之所以矛盾这么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双方在订立合约（一般是口头合约）时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在什么情况下怎么做是合适的要在“干”中才能清楚。这一点在照顾小孩儿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和负责清洁、做饭菜相比较，照顾小孩儿更为复杂，可能遇到的情况更多，相应地也更容易产生矛盾。这些矛盾往往源于一些琐碎的、难以向第三方证实的小事情，于是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小事情不断累积，东家和保姆相互抱怨，最后不欢而散。

　　看来矛盾不少、问题挺多。畏惧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很多人明明有请保姆的需求，却不敢轻易尝试，或者不愿意再尝试（“太麻烦了，宁可自己累点”）。请保姆的成本（包括货币成本和监督成本）太高了，干脆自己做或者求助于父母。那些实在没辙不得不请保姆的人，只好不停地换人，不住地抱怨。保姆市场失灵了。面对保姆市场的失灵，我们应该可以做些什么来提高请到好保姆的概率并且保持愉快的合作。

　　想请到好保姆，通过熟人介绍是个不错的主意。熟人介绍的好处于在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东家和保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姆的私人信息（人品怎样、能力如何）通过曾与之合作过的“熟人”的介绍显示了出来，这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于东家而言，请到了对得起所付工资的保姆；于保姆而言，得到了与其能力相衬的工资。事实上，很多高能力的保姆都是通过老东家介绍找到新东家的，良好的工作经历为她们赢得了声誉，成功地将她们与低能力的保姆区分开来，她们也因此得到了较高的工资。这反过来又促使她们更爱惜自己的声誉。如果没有熟人介绍，资信良好的职业介绍所也能够起到类似的作用。

　　在职业介绍所本身也是鱼龙混杂的情况下，东家还可以通过事先安排好的工资方案对保姆进行甄别。常见做法是将工资与工龄挂钩：刚开始工资较低，干得越久工资越高。那些冒充高能力的低能力保姆不会愿意接受这样的工资方案，因为她们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能力类型会逐渐显现出来，被解雇的概率太高，得到补偿性高工资的可能性不大。同时，这样的工资方案还能筛选出有长期工作意愿的保姆。东家一般而言不希望看到保姆频繁更替（每换一个保姆就要经过彼此熟悉适应的过程，多累啊），与工龄挂钩的工资方案显然对打算长期工作的保姆更有吸引力。对于保姆而言，主动地显示关于自身能力的信息也很重要。她们可以通过参加培训，获得证书（比如月嫂证）来显示自身的高能力，获得与高能力相衬的高工资。比如，普通保姆带未满月的小孩只有1000元左右，而月嫂的工资却高达1500元左右，足足高了50%。在这里，证书成为保姆能力的显示器。但如果证书很容易得到（交点钱培训两三天就行了），其显示器的功能就会大打折扣。

　　在请到保姆后，我们还得劳心费神地防止她们采取不利于东家的行动，比如说偷懒。如果保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没区别，任何理性的人都会选择偷懒。我们能做的首先就是将保姆的报酬与她们的表现挂钩，比如说在基本工资之外设立奖金（在现实生活中有多种体现形式，如逢年过节送红包等）。保姆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卫生搞得是否干净彻底、饭菜做得是否可口）是很容易进行考评的，设立奖金能够激励保姆付出更多的努力。可单纯的奖金也有问题。因为保姆的行为还有很多是没有办法直接观察到（东家上班时对小孩儿好不好等）或者不容易进行考评的，在东家看不见的时候保姆还是可能选择偷懒。既然偷懒没什么成本（不会影响工资和奖金），何乐而不为呢？

　　胡萝卜（奖金）不是万能的，需要辅之以大棒——对偷懒进行惩罚——也能够起到激励保姆好好工作的作用。东家可以花费一定成本用于加强对保姆的监督（尽量多花点时间待在家里或者邀请父母同住减少保姆独自工作的时间），监督使东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观察到保姆努力与否，一旦发现有偷懒行为，她将受到惩罚（如扣奖金）甚至被解雇。监督的力度是否越强越好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加强监督带来的好处和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好处显而易见，主要是促使保姆好好工作，少点机会主义行为。成本主要体现为监督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其它用途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比如用于工作挣到更多的收入，或者用于休闲直接得到满足。既然监督不是无成本的，那么监督力度就一定不会是越强越好，东家会在提高监督力度带来的好处和为此付出的成本之间进行权衡。如果前者还不足以弥补后者，那么降低监督力度对东家而言无疑是有利的。

　　为了加大偷懒的成本，有时企业特别是一些乡镇企业会要求经理甚至是普通员工交纳一定的风险抵押金，被发现偷懒后，风险抵押金将被没收。这一招在我们这儿似乎行不通，还没有听说过有保姆上岗前先交纳抵押金的（“想什么呢，还没挣到钱就让我先交钱，闪人了”）。不过，也还是有变通之法。在工资与工龄正相关的安排下，前期少拿的工资就相当于一种风险抵押金，这笔风险抵押金要到以后才能分期领取。如果保姆偷懒，她被解雇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就很难拿到日后逐期支付的工资补偿。

　　话说到这儿，又是胡萝卜又是大棒的，其矛头指向的都是保姆一方。现在换位思考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上述办法都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前提，即东家不会恶意违约，所做出的承诺都会兑现。这一假设与现实世界显然是有差距的。我们怎么能够相信保姆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而东家都是一诺千金的谦谦君子？实际上，大家都一样，“熙熙皆为利来，攘攘皆为利往”。如果东家和保姆口头约定，后者干活认真令东家满意的话就支付一定金额的奖金，这样的承诺值得相信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满意与否是一个十分主观的指标，保姆干活是否认真卖力即使双方心里清楚但也是难以验证的，东家完全有可能为了赖掉奖金而故意挑剔假装不满意。怎么使东家的承诺变得可信呢？如果双方合约的维持对于东家很重要，他们就不太可能为了一点小利冒中断合作的风险。也就是说，保姆的可替代性越弱，就越不害怕东家赖账，她的权益也就越有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和负责清洁、做饭菜的相比，带小孩儿的保姆更可能会接受基本工资＋奖金或工资与工龄挂钩的安排。小孩儿对保姆的依赖越强，她的谈判能力就越强。

　　经济学教课书中的世界是被高度简化的世界，真实的世界是如此丰富多彩，也是如此复杂，充满了问题和矛盾。请保姆事虽小，可遇到的问题却不小，颇值得仔细思考，是以成文。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