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位于淮河下游之淮安，因又控扼古今泗水入淮之河口，所以春秋时期前即已是江淮间与河淮间水运交通要津。春秋至战国期间建成鸿沟水系，自也成为沟通江、淮、河、济“四渎”之运河水运枢纽。隋通济渠与唐宋汴渠建成，使淮安在黄河、淮河与长江，以至钱塘江间水运枢纽地位得到加强。后至元明清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通航，特别是明、清时期，漕运总督设于淮安府，使之成为指挥漕运的中枢所在。

　　关键词：淮安；江河淮济；运河；水运　　

　　作者简介：朱士光(1939)，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与中国古都学研究。。

　　淮安市，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又控扼泗水入淮之河口①，因而自古即在我国水运交通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尚书·禹贡》所载之九州贡道中，扬州之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徐州之贡道则是“浮于淮泗，达于河”。由此可见位于淮泗交汇处之淮安地区，已是淮河下游，乃至江淮间与河淮间之水运交通要津。后至春秋末期鲁哀公九年（前486年）吴王夫差修成邗沟②，南起扬州市西蜀冈，北达今淮安市淮河南岸之末口，以及稍后两年于公元前484—前483年又建成沟通济水与泗水间的菏水③，再后至战国时魏惠王十年至三十一年（前361—前340年）建成鸿沟水系④，淮安又在沟通江、河、淮、济“四渎”之运河水运中处于枢要转捩地位。以后至隋代建成通济渠，再到元、明、清建成京杭大运河，淮安在上述运河水运中的中枢地位一直持续保持，且不断加强。

　　一、战国鸿沟水系建成与淮阴在其中

　　之运河水运枢纽地位的确立

　　我国古代众多的河流中，“江、河、淮、济”被尊称为“四渎”，享有为天子所祭的殊荣⑤。“江”，即长江，“河”为黄河，“淮”为淮河，现均自西向东流淌于中华大地上，而“济”为济水，是古代黄河下游的一条支津。据《水经》卷七《济水注》所载，首自今河南省荥阳市北荥口石门处分黄河水东流，经古之荥泽后东北流，又经古菏泽与古巨野泽，大致沿今之黄河下游河道注入渤海。自西汉中叶，特别是西汉末年与王莽时黄河南向决口改道后，济水屡经黄河冲决淤垫，终于在北宋后被淤废；清咸丰五年（1855）铜瓦厢决口后成为黄河下游之入海河道。上述“四渎”之间，当然主要指黄河与长江下游以及淮河中下游和济水之间，为黄淮平原与江淮间丘陵平原。这一区域因地形平坦，气候温润，土壤肥沃，河湖众多，水陆交通颇为方便，因而还在新石器时代，不论早期之母系氏族社会，还是后期之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原始农牧渔猎经济均很发达。在这一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类型多样、数量众多的文化遗址，就是明证。而在今淮安市域内发现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类型遗址，完整地展现了淮安地区自距今六七千年间到距今四五千年时之原始社会发展轨迹。迨到春秋战国时期，江河淮济地区又成了位于中原的齐、鲁、晋、郑、曹、卫、宋、陈、蔡、魏、韩等国与南方之楚、吴等国争夺的重点区域。因而，春秋晚期吴国夫差称吴王十年（前486年）时，为北上中原争霸，建成邗沟；击败齐国后，又为与晋定公会盟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南，当时之济水北岸），又于其称吴王之第十二年至第十三年间（前484—前483年），建成菏水，吴国水军可从长江上行，沿邗沟至淮河之滨，又沿泗水与菏水驶入济水，耀武于河、济之间。在当时南、北双方发生于江河淮济上的军事征战中，淮安之末口与泗水口，均是军事运输航线上的重要据点。到战国中期，魏惠王于登上王位九年（前362年）时，将国都由安邑（今山西省南部夏县）东迁至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区）⑥后，也是为了增强国力，称霸中原，于次年开始修建鸿沟，并建成由济水分黄河处引河水经荥渎入荥泽（在今河南省荥阳市），又自荥泽引水东流注入圃田泽（在今河南省中牟县）之鸿沟干流上段；继而又于魏惠王三十一年（前340年），筑大沟引圃田泽水东流，绕大梁城北后折而南流，分为数支，主流利用沙水河道注入颍河，然后汇入淮河，即建成鸿沟水系主干道之下段；并使鸿沟水系形成联络黄河与济、汝（淮河北岸另一大支流）、淮、泗诸河，进而通过邗沟达于长江的水运网⑦。

　　鸿沟水系的建成，使黄河与济、汝、淮、泗诸河之间的广大区域水运交通十分通畅，这使吴王夫差得以率军循邗沟，经末口与泗水口，进入泗水后再转入菏水到达河、济之上，与晋侯会盟于黄池，称霸于中原；后又使魏国凌驾于鸿沟流域之宋、卫、邹、鲁、陈、蔡诸国之上，成为战国时期东方之霸主⑧。另一方面，除上述军事、政治上之功效外，在经济方面，还因鸿沟水系兼具灌溉之利，使鸿沟流域农业生产获得很大发展，成为与关中平原、都江堰灌区相媲美的当时我国三大农业生产发达地区之一；另一令人瞩目的现象是，鸿沟水系内商贾往来便捷，货赂交易通达，促成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陶（今山东省定陶县）、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寿春（今安徽省寿县）等都会的兴起⑨。此外还有力地促进了黄淮平原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与南方长江中下游之楚、吴等地区的文化交流，为尔后秦始皇统一全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在上述种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中，今淮安市因控扼淮河与邗沟、泗水之交汇处，实际上在总体上发挥着枢纽的关键作用。尽管春秋战国时期，今淮安市域内尚未建有城邑，但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即设置淮阴县（治今淮阴区码头镇）。之后，郡、县虽屡有改易，但政区概未废除。秦亡后，历两汉、三国与南北朝，经东汉王景⑩、曹魏、东晋桓温与刘裕、北魏孝文帝等多次疏浚整治，鸿沟水系断断续续维持着通航，淮阴县与东晋时增置的山阳县（治在今淮安市域白马湖北侧），因地处邗沟与淮水交汇处，因而是由沿济水—菏水—泗水或由河水循颍水、汝水、涡水、涣水、汳水经淮水转入邗沟达于江，以及反向由江水循邗沟到淮水后，选择不同路线至河水的必经水口，是整个鸿沟水系中第一关键所在地。

　　二、隋通济渠、唐宋汴渠的兴修与楚州在

　　其间之运河水运枢纽地位的加强

　　到隋唐时期，因河道自然淤塞及人为破坏，鸿沟水系在整体上已不复存在。但隋朝两代君主相继开通了山阳渎（由山阳，即今淮安市至广陵，即今扬州市，基本上是循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之邗沟渠线）、通济渠（又名汴渠，自今河南省荥阳市引黄河水，渠线经今开封市区、商丘市区、安徽省的濉溪县与宿州市埇桥区，至今淮安市盱眙县注入淮河）、江南河（自长江边的京口，即今江苏省镇江市，至余杭，即今浙江省杭州市）后，由东京洛阳经阳渠到黄河，再向东南经通济渠到淮河边的盱眙，经山阳渎到长江，再经江南河到余杭，即今杭州市区的水运又复畅通。这除了对隋代与继起的唐代在控制江南地区旧的世家贵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到唐代，更在加强王朝政治中心长安、洛阳与东南财赋供给地紧密联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裴耀卿任江淮转运都使，曾三年运进长安漕粮七百万石，每年平均二百多万石；天宝年间（742—756年），韦坚任转运使，一年运到长安的漕粮更达到四百万石。正是因为有大量的江南一带的漕粮与财赋经过通济渠与山阳渎、江南河以及关中的广通渠等运河水系源源不断地运进国都长安，才使得唐代皇帝不做“逐粮天子”，而且还使唐朝国力日益强盛，成为我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封建社会发展的又一高峰；甚而声威远播域外，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下延至北宋，因其建都开封府，即位于汴渠渠系之中，较唐代可更加便利地利用以汴渠为主干的水运交通网获取江南之漕粮财赋，以支撑其统治，维持京城之繁华。唐代就有一些学者、文人在论及隋炀帝修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及永济渠等运河之功过时，十分深刻地指出：“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诗人许棠还在其所作《汴河十二韵》诗中写道：

　　昔年开汴水，元应别有由。或兼通楚塞，岂独为扬州。

　　唐末诗人皮日休除在前引他所著《汴河铭》中除了对隋炀帝开运河的举措对唐代发展兴盛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充分肯定外，还赋诗对隋通济渠，即唐宋汴渠（汴河）之历史功过做了较为全面也更有深意的评价。他在《汴河怀古二首》之二中写道：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隋唐与北宋时，在前代淮阴县、山阳县建置上改置的楚州，成为今淮安市域内最高一级行政建置，治山阳县（今楚州区），辖山阳、淮阴、盱眙等五县，属淮南道。楚州治所地扼汴河与山阳渎之转捩处，随着南北风帆樯桅的频繁经行以及陆上干道的商旅络绎不绝，楚州城作为运河航运之要津及陆路交通的关钥，地位自然十分重要，加上当地经济发展，城内外商铺市肆也很繁盛。所以中唐大诗人，曾出任杭州、苏州刺史，多次经由汴河、山阳渎与江南河的白居易就曾在《赠楚州郭使君》一诗中盛赞楚州。诗为：

　　淮水东南第一州，山园雉堞月当楼。

　　黄金印绶悬腰底，白雪歌诗落笔头。

　　笑看儿童骑竹马，醉携宾客上仙舟。

　　当家美事堆身上，何啻林宗与细侯。

　　还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汴河、山阳渎是隋、唐、北宋时期联接位于黄河流域的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的唯一水运黄金航道，所以唐与北宋时代曾不遗余力进行维修。虽经历唐中后期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等人为阻隔以及因自然淤垫导致的航运困难，但由于唐朝廷欲另行开辟新的运道的努力，如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时任江淮水陆转运使的杜佑曾提出恢复战国时鸿沟水系中的狼汤渠运道，即由浚仪（今开封市）沿蔡河至陈州（今河南省淮阳县）入颍水，继循颍水入淮水，转由寿州（今安徽省寿县）入淝水，再凿开淝水上源鸡鸣岗流入南流之施水，下注巢湖，由巢湖进入长江，此即杜佑所言：“疏鸡鸣冈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则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趣东关，历颍、蔡，涉汴抵东都，无浊河泝淮之阻，减故道二千余里。”这一计划虽相当宏伟，若能实施建成，当可替代山阳渎，舍弃楚州，功效显著；但也因历史原因并未最终建成。所以唐后期与北宋时，仍还是循汴河与山阳渎之旧道运载货物，输送行旅。直到北宋覆亡，黄河又于金天会六年，即南宋建炎二年（1128），在滑县李固渡人工决堤，改道南流，汴河始被淤废。因而楚州在汴河水运中的中枢地位在唐与北宋的五百余年间，也始终保持如故。楚州对唐与北宋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明清京杭大运河通航时期

　　的运河之都——淮安府

　　前节已述及，隋炀帝所兴修的通济渠，即唐宋时所称之汴渠，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唐代与北宋两个王朝的一度繁盛。但在北宋末年，黄淮地区的战乱与朝代鼎革，加上黄河的改道南流，使之很快淤废。虽然通济渠不再有航运之利，但它的建成以及与山阳渎、江南河、永济渠等共同组成的北通涿郡、南达余杭的运河渠系却为元明清时期修建的京杭大运河开了成功的先河。

　　元、明、清三代均建都北京（元称大都），但粮秣、财赋及日用百货多仰给于江南，因而兴建并维修纵贯京师至杭州的南北大运河就成为立朝之根本大计。元初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丞相伯颜率大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后，目睹江南水运发达，遂上书朝廷：“江南城郭郊野，市井相属，川渠交通，凡物皆以舟载，比之车乘任重而力省。今南北混一，宜穿凿河渠，令四海之水相通。远方朝贡京师者，皆由此致达，诚国家永久之利。”并由此提出沟通京师大都与江南的大运河，此议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视，即于当年委派郭守敬等大臣先后开凿了通惠河（自京西昌平县引白浮等泉至通州入白河）、会通河（由今山东临清东南至须城安山镇）、济州河（为会通河南段，由须城安山镇至济州，即今济宁），治理了北运河（由通州至直沽）、南运河（由直沽至临清）与江淮运河（即由淮安至扬州的淮扬运河与由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于是北达京师，南至杭州，纵跨今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的京杭大运河就在元初世祖忽必烈在位之至元三十年（1293）建成（会通河南端之济宁再南即接古泗水运道通往黄河，达于淮安）。以后历明、清两代，为保证这条南北水运交通大动脉的通畅，曾不断加以疏浚、维修，或局部改建，但基本上循此运道南北往返。元代还曾大力发展海运，不全依仗运河漕运，但终因海运漂溺过甚，至明代即废止海运，主要由运河漕运。明代前期漕粮运输虽无定额，但通常年漕运粮食在四五百万石间。至成化八年（1472），始定漕运定额为每年400万石。其中来自山东、河南的漕粮，即“北粮”为7556万石；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地的“南粮”为32444万石。再加上民运部分及损耗部分，年漕运粮储达518万余石。其中81%为“南粮”，均要通过江淮运河，经淮安运往北京。清初甫立国，顺治二年（1645）户部即奏定“每岁额征漕粮四百万石”，其中来自江南、浙江、江西、湖广者仍达32444万石，占全年漕粮数的81%，与明代相若。这样，在清代前中期运往京师的漕粮，也如同明代那样，绝大部分要自淮河以南之长江中下游诸省，沿江南运河，经淮安转运京师。由此可见淮安在明、清两代关系国本之漕粮运输上地位之重要。再加上南来北往官吏、商贾、学子等各色行旅人员过境往返，以及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清江督造船厂及规模宏大的漕粮中转仓、淮北盐运公司、淮安榷关云集于淮安府城内外，使淮安府城人烟繁炽，商铺林立，成为京杭大运河中段最大的都会，南船北马交汇之九省通衢。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正是因为明、清两代每年八成多的漕粮要经过淮安运往京师，因而明、清两代中央朝廷对淮安在漕运中的地位也格外看重。前已述及今淮安市域，隋、唐与北宋建置为楚州，治山阳县，即今淮安市楚州区。南宋与元代，先后改置为淮安军、淮安州、淮安路与淮安府路。至明代改置为淮安府，清代沿明建置，仍为淮安府。明初永乐年间（1403—1424年），即设漕运都御史与总兵官各一人，驻节淮安，主持漕运，“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漕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景泰二年（1451），又“设漕运总督于淮安”。至清代，仍沿袭明制，甫立国即于顺治元年（1644）设置主管漕运的最高长官——漕运总督，官秩从一品，长驻淮安府。其任务是“掌督理漕挽，以足国储。凡收粮、起运、过淮、抵通，皆以时稽覈催趱，综其政令”。并诏令“直隶、山东、河南、江南、江西、浙江、湖广等省文武官员经理漕务者，皆属管辖”。同时清朝廷又设置负责河道治理的最高军政长官河道总督，简称“总河”，顺治元年（1644）先驻山东济宁，康熙十六年（1677）即移驻淮安府清江浦，雍正七年（1729），改总河为总督江南河道，驻清江浦；又设副总河为总督河南、山东河道，驻济宁。可见明、清时期在管理京杭大运河之漕运与黄河、淮河、运河治理工作中，淮安居于沿京杭大运河各府州首位。再审视秦汉以来修治运河与督办漕运的官员及相应之机构设置，如西汉与东汉两代，至需兴举漕运灌溉工程时，即由皇帝任命官员担任水工、都水、谒者等职督导施工；隋代中央朝廷设有都水监（下辖舟楫、河渠二署）与将作监等衙署；唐代则由中央朝廷尚书省之户部主管漕运，工部主管导达沟洫，堰决河渠等工程事宜。上述衙署均设于国都之内。唯到明、清时，鉴于京杭大运河漕运江南粮秣财赋数量甚巨与作用重大，也由于在漕运工作中淮安府之地位重要，所以特在淮安府设置总管全国漕运事宜的漕运总督。主政者在明代尝有平江伯陈瑄与工部尚书宋礼、朱衡、舒应龙、李化龙以及万恭、潘季驯等重臣；在清代则有齐苏勒、高斌等满族要员以及靳辅、张鹏翮等名臣。仅此一点即可论定，明清时期设在淮安府之漕运总督实际上是中央朝廷之直属派出机构，代表中央朝廷主管全国之漕运事宜，且事关重大，威权甚重。据此而言，对淮安冠以“运河之都”实为名至实归，恰如其分。

　　四、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使命

　　清代后期，自道光年间（1821—1850年），由于漕政弊病积重难返，河政败坏，漕粮工作已日渐艰困；道光五年至六年（1825—1826年）又曾试行海运，但很快又停止海运，全漕皆由河运。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此后即改向北流，经山东注入渤海。尽管经此大变，清朝廷仍竭力维持漕运。但到光绪年间（1875—1908年），则因内忧外患，加之至清末津浦等线铁路的建成通车，江南粮赋可由火车运进北京，迫使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颁诏停止京杭大运河的漕运。中华民国时期，虽经整治，但也因日寇入侵，时局不宁，运河交通虽有恢复，也是时断时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过对淮河的治理与对部分京杭大运河河道的整治，济宁以南运河航运能力大有改善。淮安作为仍有通航能力之京杭大运河南段上的一座重要城市，其作用又再度有所恢复，当然要完全重现其在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之运河水运上的功能已不可能。然而在进入21世纪的新的历史时期里，淮安又禀赋有新的历史使命：那就是她作为历史上的运河之都，责无旁贷地应在当前国家倾力支持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中发挥它独有的优势，做好其中的关键性工作，即联络组织并协调统筹有关方面的力量，开展我国运河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这项学术研究工作重点是全面深入地挖掘、整理我国运河方面丰富的文化遗产；并可从运河政治学、运河经济学、运河文化学、运河工程技术学、运河交通运输学、运河生态环境学、运河旅游学、运河景观规划设计学、运河历史文化与当前开发利用有关理论问题研讨等多个方面进行专题性或综合性研究；深刻阐释揭示我国运河文化与科技方面的精深内涵及其对我国与世界历史文化的重大贡献；并在上述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切实地、高水平地做好运河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使得大运河这一我国历史上的瑰宝及世界珍贵文化遗产得以永续长存，继续发挥她利于当代又泽及后世、启智怡人且利国利民的重大作用。而令人十分欣喜鼓舞的是，就在这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际，在中共淮安市委与淮安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与领导下，一个堪当联络组织并协调统筹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展运河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机构——大运河文化研究中心在淮安市应运而生，及时成立。这就使我国运河文化研究与运河之保护开发利用工作获得了一个坚实的基地，落在了实处，今后得以顺利开展，获得长足进展。对此我们满怀期待，也深具信心。而淮安也必将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超越历史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