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是一部由战国稷下学者整理而成的齐国思想论集,含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学说。由于内容极为丰富,历来对《管子》的学派归属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管子》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统一、完整的思想体系,或认为是“丛书”,或认为是“学报”、“论文总集”,或认为是“杂凑” 。另一类则认为《管子》整部书有一个,或者说基本上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统一的思想体系,但对于这个思想体系的性质、特点和学派归属却存在不同意见:《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道家,《隋书·经籍志》列入法家,自此以后历代官志都将《管子》列入法家。近人严可均、吕思勉以及当代学者潘俊杰等认为《管子》为杂家之书。宣兆琦则认为“《管子》产生于九流十家之前,而成熟于诸子百家取长补短、互相吸收之际,故不宜以九流十家划分之标准硬性规范”,并且认为“管子学是一门拨乱反正、安邦理民、富国强兵、平治天下的经世致用之学”。

　　本人基本赞同最后一种观点,认为《管子》是一部以富国强兵为宗旨、以务实、融纳各家之长为特征的经世致用之书。其理由如下:

　　一、从时间上看,《管子》产生于诸子蜂起即十家九流之前。

　　诸子之学产生于春秋后期孔子以后,确切地说,是自老子、孔子、墨子开创道学、儒学、墨学之后,诸子才勃然兴起。而孔子之时管仲事迹已经广为流传,这可从《左传》、《论语》、《墨子》、《晏子春秋》中对管仲的事迹介绍及各诸侯国君臣、百姓尤其是齐景公及晏婴对管仲的敬仰与崇拜中得到证明。另外《管子》中的某些篇章,尤其是“三匡”及《国语·齐语》中所记载的许多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中原的事迹,以及为称霸中原改革齐国内政、外交的制度,被各国史官尤其是齐国史官所记录、整理,保存在以齐国为主的宫廷及太史府中,并被齐国及其他诸候国的君臣、百姓广为传传颂。这些都说明《管子》中的内容早在孔子、老子、墨子创立儒家、道家、墨家之前已经流传于世,尤其是流传于以齐国为主的各诸侯国君臣之中。

　　二、从渊源及宗旨上看,后起的诸子之学与《管子》有很大的区别。

　　学术界有诸子出于王官说及救弊说两种主要观点。诸子出于王官说出自《汉书·艺文志》,救弊说则出自《淮南子·要略》。现代学者吕思勉综合上述两种观点,认为诸子之学的产生既渊源于“王官”,又是“东周以后之社会情势”所造成的。这是包括“六家”或“十家九流”在内的大多数诸子之学产生的缘由。然而《管子》最早的部分产生于私学──诸子之学兴起之前,即“学在官府”的时代,当时学术的最大特点是所有学说混沌未分,其中既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因素,又有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四家的因素。这一部分《管子》产生的缘由则纯粹为了救世之弊,即通过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等措施来匡正周王室之弊。“桓公忧中国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淮南子·要略》),即是《管子》最早一部分内容产生时间的最好概括。正是这个目的,决定了《管子》富国强兵、称霸中原的经世致用的特点。这一特点被后来推崇管仲功业及思想的、以齐国土著学者为主的稷下学士所继承。《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卒,齐国遵其政,常强于诸侯”,就是《管子》所载的管仲的政治主张对当时及后来治世作用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