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先生在其汪洋恣肆煌煌五卷本的《晚清七十年》中认为单纯就事功而言，同为晚清重臣的李鸿章要稍逊于其衣钵传人袁世凯，并赞誉袁世凯为“乱世之奸雄，治世之能臣”。

　　唐德刚先生之所以有此结论，主要是他认为：李鸿章毕竟出身进士，他的行事风格已经深深地烙上了儒家的印记，始终难逃书生本色。而袁世凯早早地放弃了读书晋身的传统路数，投身于行伍之间，因此其做派带有浓重的“兵痞”底色，遇事就难免耍些“流氓手段”，在晚清那个动荡的历史环境下似乎成功的概率更高一些。

　　唐先生的高论自是别具一格，但要说书生出身的李鸿章做事一向光明磊落，却也不是持平之论。记得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论及外交家李鸿章时，就说他“狡狯”，“狡狯”就难免做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其实，李鸿章也并非在办外交时常常采取这些非常手段，他刚离开曾国藩独撑台面后不久，就曾在苏州干过违背事先对洋人戈登的承诺，屠杀太平军降将的勾当。据说，那次屠杀的人数至少在数百人之上，以至于洋人戈登为此恼怒异常，甚至一度提枪要找李鸿章决斗。

　　当然，尽管李鸿章也时常耍耍“流氓手段”，但比照起后起之秀袁世凯来，的确有些“小巫见大巫”了。因此，从年龄、资历以及传承顺序来看，李鸿章可算是袁世凯的老师；但若从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这个角度看，则袁世凯实在算得上李鸿章的老师。可以说，自从袁世凯在吾乡登州出世以来，在其呼风唤雨的政治生涯中，处处都可见其“枭雄”本色，实是一个集“厚黑”大乘的人物，其非常之“流氓手段”真可谓俯拾皆是。

　　近人陈氵赣一在《睇向斋秘录》中就记载了袁世凯早年随吴长庆部到朝鲜之后的一则轶闻。某日，吴军营中有一名军官和朝鲜军官斗殴，并重伤了朝鲜军官。袁世凯按军令要对他执行死刑。这时，吴长庆前来为其讲情。而袁世凯表面上应诺放人，稳住吴大帅，一面却借故溜出门外，对那名军官执行了死刑。面对既成事实，吴大帅也只好说：“执法固应如是也。”

　　顶住上司的压力，果断地“先斩后奏”，对于袁世凯而言，实在算是“小焉者”。在袁世凯看准了时机的关头，他甚至会公然抗拒朝廷的成命，果断行己之道。比如，在接替毓贤担任山东巡抚后，对待义和团问题的态度上就是如此。

　　晚清后期率先在吾乡齐鲁大地上兴起的义和团运动，用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里的话就是“我国反动势力的一次总爆发”。义和团虽然有反对外来侵略的积极一面，但其所采用的极其野蛮的玉石俱焚式的激进主义路径，则只能使中国陷入更加不利的局面。

　　对于义和团事件，袁世凯积极接受了有识之士的建议，一改前任毓贤“明剿暗抚”乃至公开怂恿的政策，转而采取了十分坚决的“明抚暗剿”的方针。这种做法在满清王朝上层公开支持义和团，把团民称作“义民”之后，实际上是要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压力的，因为这意味着作为地方官员的袁世凯是在直接对抗王朝的最高决策，搞不好就是掉脑袋的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