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著名学者、新闻理论家、作家。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现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导师、全国记协特邀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著有新闻三部曲《记者札记》、《评委笔记》、《总编手记》及《梁衡新闻作品导读》；散文集《觅渡》、《把栏杆拍遍》；政论集《继承与超越》、《走近政治》等；出版《梁衡文集》九卷。曾获青年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近年主攻党史和历史题材人物散文，在文坛有“红色经典作家”之称。

　　一、实事求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实事求是，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不，可以说是从1921年建党以来我们谈得较多的一个话题。

　　实事求是，说易也易，说难也难。说它容易，是因为客观事物摆在那里，你只要不是有意歪曲它，照实去说、去做、去办事，应该不难。说它难，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来自客观方面的。“求是”是探求客观规律，而规律常为现象所掩盖。人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失败、总结，才能得出那么一点真知。另一方面是来自主观的，人为因素。人不论是进行科学实验还是生产活动、阶级斗争等社会活动，都要相互合作。这时候我们发现，与人合作原来比与一块石头、一根木棍的合作要难得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思想，都有一个“主观”的自我。你要说服他实在难。于是就争论，就吵架。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自建党、建国以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不光是我们，古今中外都这样。争吵，在家里最多是夫妻吵架、摔盆打碗；在一个党，一个国家，就容易形成路线、方针之争，而且如果路线、方针一错，就会影响几年、几十年，船大难掉头，改正又是几年、几十年，你说难不难。在红军时期，井冈山根据地要听上海临时中央的，上海要听莫斯科共产国际的，共产国际派了一个德国人李德，十万红军都要听他瞎指挥。中央根据地丢失，死伤无数。彭德怀气得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痛”。用这么惨重的教训，才换来一个遵义会议，一条正确路线。但这并不能保证以后不犯错，后来，我们又发生失误。于是，我们不得不在事后一次又一次地总结教训，一次又一次地重提“实事求是”。相对来讲，来自客观方面的影响比来自主观方面的影响要少一些，这也就是为什么自然科学研究比革命、建设、治国、处世更易接近“实事求是”的原因。

　　可见，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其实“难”是正常的，不难反倒不正常了。就像我们读书难、科研难、打仗难、建设难，世上的事，总是逆水行舟，不顺利的多，顺利的少，不如意者常八九。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发现与进步的乐趣。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发现实事求是，是一个如此复杂、丰富的永恒话题，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认识规律。恩格斯把认识世界之学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实事求是”是世界观、方法论，属于哲学，管着自然、社会，当然也管着我们“人”。虽然我们也曾天真地像楚霸王那样，想抓住头发“把自己提起来”，但是当我们走过了30年、60年的时候，回头一看，还是无法离开实事求是，就像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我们知道了，不可能绕开它，只有认真地去研究它，实践它。

　　二、实事求是的阻力

　　“实事求是”是一个探求客观规律的实践过程，必然会遇到阻力。这些阻力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知识阻力——无知无畏更可怕。

　　不能实事求是的原因之一是无知，是对某一特定事物缺乏相关的知识。知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人类认识世界是一代又一代接力完成的，后人总是在接过前人的知识后，再根据新的实践(实事)探求更新的规律(求是)，好比上了二层楼再上第三层。如果没有以往的知识作基础，就像空中硬要起楼阁，无苗硬要收庄稼。许多时候的不实事求是，都是无知造成的。历史上，秦始皇曾派徐福到海岛上去求长生不老药，这种蠢事以后又有不少帝王干过，只因两个字：“无知”。他们不知道关于生命的基本知识。我当记者时采访过这样一件事。“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寨、昔阳被树为全国农业先进典型，一当典型就神化了。当时省水利厅帮县里修一条大坝，地质部门认真勘探后选定坝址，县委某领导人来到现场一看，说不好，搬起一块石头，离开坝址几十步，往地上一放说：“就从这里起线!”技术人员哭笑不得。这位县委领导没有水利和地质的基本常识，怎么能实事求是地进行决策呢?

　　无知是实事求是的第一道屏障。一个人没有对这个事物的基本了解就没有发言的资格，更不用说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

　　2.经验阻力——经验的一半是失误。

　　凡有一定年龄，一点经历的人，处事都有自己的经验。这经验有时对探索新事新理有帮助，有时却是一种阻力。因为它是主观的先验的东西，而客观事物却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循规蹈矩，驾轻就熟是人的天性，但过分相信自己的经验，就容易造成主客观不符，无法实事求是。

　　经验可以帮助实事求是，但只靠经验不可做到实事求是。真正的发现规律，只有靠新的实践。在战争时期、土改时期，我们有许多经验都曾发挥过巨大作用，但对经济建设就不一定适用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群众运动经验对经济规律的失败。“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继续革命经验的失败，是革命党经验对执政党实践的失败。事实上，我们犯的许多错误都与沿用过去的经验有关。对于过分相信自己经验的人，需要大喝一声：经验的一半是失误。因为这里面只含有被过去的实践所证实的部分，还有一半等待将来的实践来检验。事物总是有两个方面，随时可能向另一方面转化。有经验本来是好事，但也可以成为实事求是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