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仁爱和忠恕，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精神，开放创新的意识有机地相结合，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在一个世风浮躁、大师短缺的社会转型期，季羡林先生带着他对整个20世纪的思考、对21世纪的美好憧憬远行了。

　　然而，季羡林先生给我们的民族、给我们的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其中除了他对中国学术、乃至世界学术的巨大贡献之外，首推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的“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的预言。季先生在20年前提出这个预言时，正值近代以降，第二次西学东渐、各种西方思潮涌动之际，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以为，这是老先生的一厢情愿；孰料20年后的历史在证明着他的预言。

　　为了弄清季先生提出这个命题的思路，我曾对他作过专访。

　　那是2001年岁末，初冬的京城下了第一场瑞雪，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朗润园显得格外寂静、空灵，人行其间，有一种超然之感。就在这个曾是前清“万园之园”的一幢陈旧小楼里，慈眉善目的季先生心鹜八极，思绪翱翔九天，谈了自己对东方文化复兴的识见。

　　季先生提出“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的论断，并不是他心血来潮，信口拈来，而是基于他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长期研究和思索。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时，先从宏观入手，让人循着他的思路一步步去认识他的论断。

　　季先生认为“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全面复兴”，乃是基于人类文明的交融、东西文化走向的比较、中印文化的交流等三个方面的思考。

　　季先生首先指出，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都离不开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因为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表面上看是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其背后实质是个文化问题，也即归根结蒂是文化的发展，在推动社会的前进。从这一点出发，人们特别要注意文化的起源和交流问题。他认为文化、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能说世界上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创造的，也不能说一个地方产生文化。否定文化一元论，并不是否定文化体系的存在。所谓文化体系是指具备“有特色、能独立、影响大”这三个基本条件的文化。从这一前提出发，世界文化共分为四个大的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伊斯兰阿拉伯文化体系、希腊文化体系。希伯莱文化很难成体系，它不是作为伊斯兰文化的先驱归入伊斯兰文化体系，就是和希腊文化体系合在一起，所以不是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圈内各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影响大的文化，同时各文化圈内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又都是互相学习的，各大文化圈之间也有一个互相学习的关系。承认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和承认有文化体系是不矛盾的。

　　而文化一旦产生，其交流就是必然的，因为文化交流能促进交流双方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的发展，能增进双方科学技术的兴盛。文化的交融之所以能推动双方社会的前进，还基于一种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总之，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统一，在推动人类文明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