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宏观政策，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紧紧围绕“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这一首要任务，使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步发展。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继续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消费信心坚定，消费支出稳步增长，初步实现了由投资和出口驱动转为消费驱动，以扩大内部需求推动经济平衡发展的目标。

　　扩内需之“问题”——居民消费预期是基础

　　按照经济学理论，消费者根据即期收入、预期的未来收入决定自己的消费行为，人们对未来收支的预期直接影响当前的消费水平。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我国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多项福利保障制度的改革，传统的由政府和企业“统包”的社会福利体制被打破，而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的情况下，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导致居民未来预期支出骤然增加，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很大影响，居民储蓄用来消费的资金已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从消费性资金转入了保障性资金。这种保障性储蓄动机在一些地区甚至超过“住”、“行”而成为居民储蓄的头号动机，阻碍了居民消费结构的顺畅升级。对此政府出台了包括增加公共投资、发行长期国债、努力提高城镇中低居民的收入等一系列刺激投资和消费增长的措施，商家商品大幅降价、银行进行多次调息和各种信贷消费手段出笼。

　　促进居民消费的重点在于恢复居民的消费信心，保证居民较好的消费预期。而居民消费倾向或是储蓄倾向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按照马斯洛的五个层次的需求理论，当人们满足了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之后，第二层需求就是安全需求。也就是劳动安全、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希望免于灾难、希望未来有保障等。目前，我国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满足了第一个层次的需求——生理需求，恰好停留在第二个层次需求——安全需求的门槛。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已经成为影响我国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重要制约因素。这种情况下，只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预期支出的压力，才能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

　　扩内需之“经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关键

　　国际经验表明，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的重要时机。上世纪30年代西方大萧条时，凯恩斯就提出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增加有效需求的方法除了加大政府投资外，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很重要的途径，国家对社会福利的干预有助于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一是可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缩小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做到居民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长同步。二是可以增加居民对未来消费预期的乐观性，个人不必为失业后的生存而担心，不必为退休后的消费而建立储蓄，从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三是可以对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吸收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减弱经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社会振荡、改善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和人力资源素质，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保障制度在西方得到迅速发展，其中北欧多数国家以“福利国家”著称，为国民提供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政策。从正面效应看，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政策的推行，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国家消费需求的增长，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同福利国家相比，美国社会保障实行的是“多元”体制，引入了市场化机制，政府、企业、个人均分担了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障责任，使危机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经济衰退现象大大得以缓解。特别是社会保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调节了宏观经济运行，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例如，美国大部分社会福利开支是以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进入低收入家庭，在贫困家庭或个人较高边际消费作用下，这些转移支付的90%以上形成了社会购买力，使美国经济不断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有效需求状态。目前，我国为减小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已对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投入4万亿元巨资，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我国的这项战略性举措，为我国经济走出低谷产生巨大的拉动效应。其中对社会保障的投资，不但改善了民生，更对提升人们的消费欲望产生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和消费效应，也对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