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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五四”与政治的“五四”
http://theory.jschina.com.cn  2009-08-05 16:58:00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中国人说三十年是一世,老百姓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也就是说“三十年”是个天道之数,现在应该是个合适的回望和反省“五四”以及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时机。

  新文化运动最终目的是

  建立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

  既然是回望“五四”,那就是一种带有翻转性地看待与思考五四运动。这就不能不重新审视五四运动的地位和特征。记得去年和师长们聊天提到五四纪念日要到了,这些80年代的热血青年们马上就兴奋地说,当年听到“五四”会激动得睡不着觉。五四运动对他们来说是一剂强心剂,对青年知识分子有着非常大的魅力。今天这一代人,据闻对“五四”是颇多贬损的,像“五四青年”作为网络用语似乎是形容不近人情、与时代脱节、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就我个人而言,“五四”首先是“科学与民主”,但是这两者不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五月四日那天的游行,并没有打出“科学”、“民主”的旗号,它喊的是“外御列强,内除国贼”诸如此类政治性非常强的口号,和文化、科学、民主没什么关系。是后来的史学家们把1917年~1921年的广义的新文化运动称之为“五四运动”,全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的命名就把文化和政治绑在一起了。这似乎是在说新文化运动没有一个标志,它需要一个政治事件来指称自己。单就“五四”的游行而言,主要是针对凡尔赛会议中国外交的失败。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并没有收回原来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五四运动就是对北洋民国身处的那样一个不利、屈辱的国际格局的抗议,它的锋芒是双向的:既反卖国政府,也反帝国主义。五四运动的政治效果是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革命政党的建立与发展(包括国民党与后来成立的共产党),进一步强化了推翻北洋民国的革命意志,最终诞生了红色中国。从这样的视野里看,五四运动和红色中国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四运动的政治方面是对北洋政府的不满,文化方面是对此政府正当性的不满。北洋政府的执政者,其合法性源自清帝逊位。北洋政府的软弱导致中华民国在一战的时候地位如此之低,另外一方面,民国时期,不断的有人主张君主复辟,这个共和政体非常脆弱,执政者层面很容易滑回君主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社会对共和制的强大信念。当时,世界各国大多是君主制,或者是处于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顽强搏斗之中。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共和制在某种程度上显示的是中国人的政治信心。因而复辟只有在前清的遗臣那里有热情,在民众之中,特别是中青年知识分子那里受到强大的抵制。

  五四运动之所以在文化上找中国落后的原因,因为文化与政治联系紧密,政治的正当性论证来自于文化。君主制在中国的正当性源自儒家——儒家批评传统君主制的微言在这里可以存而不论。“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反对儒家的态度就达到了一个顶点。就反儒思潮而言,中国近代史上一直不绝如缕,但从来没有一次像五四运动这样,几乎在知识分子——特别是知识青年中进行了全面的动员,以一种先锋或者说革命的方式提倡与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决裂。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五四运动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性最强烈、最清晰的自足的排他符号。“五四”之后,中国的现代性必须以和传统文化决裂这个方式来实现。其实在中国现代化的开端,现代性有多种可能,可以是君主立宪,但是戊戌变法后证明无法实行。之后,它可以是一种温和的共和制,和传统文化保持一种连续性的关系,北洋政府即在此列。但“五四”之后,这些可能性全都烟消云散了,中华现代国家的可能性只有一种,那就是激进的共和,与文化传统的彻底决裂。我们的传统首先指的就是儒家,五四运动就是整整一代知识青年彻底的反儒,不是扬弃而是彻底的决裂。这代青年有的成了国民政府的中坚,有的则参与缔造了人民共和国。

  按照陈独秀的解释,现代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即科学和民主。在“五四”前后,陈独秀在同论敌论战的时候,提出最强的理由是:儒家跟现代生活是不相容的,如果要现代社会,就不能要儒家。在提倡科学和民主而与儒家决裂的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视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启蒙只是“五四”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后世的史家对“五四”的命名都带有某种双重性。例如李泽厚先生提出的“救亡和启蒙双重变奏”。对“五四”最正统的论断来自毛泽东主席,“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最学究的论断来自于思想史家,称之为“反传统的民主主义”。这三种名称都是双重的,不是只反一极,而是反两极的。“启蒙”、“反封建”和“反传统”是一致的;“救亡”、“反帝”和“民主”是一致的。这两个极,一极是文化态度,一极是政治态度,两个环节结合非常紧密。五四运动用政治事件来指称文化运动,本身就表明政治和文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五四运动,这段时期的文化运动是没有指称的。然而,这两极的主次、本末却是个复杂的问题。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认为文化是根。但五四运动的命名方式表明,文化运动的意义是被政治确定的。胡适、陈独秀当时已是中年,而年轻的一代之所以会卷入新文化运动恰恰是因为政治的刺激,文化运动的目标最终偏到了政治上。也就是说,文化运动的任务是科学和民主,但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等到这个政治目的实现之后,文化任务也就完满了,没有必要单独地存在。一个更强大的国家建立以后,启蒙可以算是完成了。众所周知,“五四”之后出现了不断激进的革命运动,革命是以建国为目的的。建国后,伴随革命的文化任务也就告成了。从历史上看,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现在的思想史家不这么看,认为这只是革命者对“五四”的一厢情愿的描述,他们有自己对“五四”的看法和反省。

来源:人民网   作者:丁耘   编辑:袁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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