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农民研究中，“政治”似乎缺乏应有位置。一方面，在以“农民”为主题的讨论中，政治常常不被纳入研究视野当中。这些研究，基本上是以经济和社会问题为基本取向的：农业生产能否满足国民经济需求？农民收入能否持续增加？城乡收入差距能否缩小？这些问题主导了对“三农”问题的理解，也赋予“农村治理”讨论以经济取向。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民主政治受到高度评价。但是，这里的“政治”被严格限定在村庄社区内部。另一方面，在以政治为主题的讨论中，农民也很少进入视线。人们在讨论“政治”时，往往将注意力更多地投向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等新的社会力量。农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既缺乏纵向的政治参与（participation），又缺乏横向的自组织（engagement），对于政治体制的影响显得无足轻重。在这个意义上，许多政治讨论即便覆盖了“农民”，也往往是作为政治管理的对象加以“处理”，或者作为政治动员的对象加以“争取”。

　　中国的“农民”如此之多，“农民”内部的结构如此复杂，“农民”的制度定位如此迷离。新中国走过一个甲子，改革历经半个甲子，乡村和城市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在不断地提示我们，“农民”正在越来越走近“政治”，“政治”也在越来越靠近农民。那么，我们不得不想：在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属性是怎样的？农民在政治中的角色是什么？农民的政治能力将怎样展现？政治制度与农民的关系是怎样的？政治应该如何对待农民？等等。所有这些困惑着我们的问题，本人将其归结为“农民的政治”。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这是执政党关于农民问题的政治表态，因为改革的经验表明，不尊重农民的国家治理将导致灾难。但是，这还不是农民问题的政治解决。表态可能意味着认识到重要并将致力于解决，但并不意味着已经解决。农民问题的政治解决，道路还很艰辛。农民的上访和农村稳定在困扰全社会，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现实生活不断提醒人们，不尊重农民的问题还很多，甚至很严重。农民与政府的冲突正在增加，农民对政府的信任也在衰退。这些其实就是政治问题。尊重农民的真正问题在于，不是想尊重就尊重，想不尊重就不尊重。不是要大家认识到需要尊重，根本在于，要真正做到让农民不得不被尊重，或者说，怎样才能做到，不尊重农民不行，这就是政治问题。政治不尊重农民，农民将颠覆政治，历史上如此，现代恐亦如此。

　　确实，中国有了村民自治，而且这些年来自治有了很大成长。农民正在学会选举，特别是学会通过选举干预村庄的公共生活。但令人困惑的是，村民自治走过了二十年，且农民的政治发展令人注目，与二十年前比较，中国的基层政治是否进入了良性运行？回答基本是否定的。村庄内部的选举还不足以解决中国农村的政治问题。如人们看到的，更多的问题不是来自村庄内部，而是来自乡镇或者更高层政府。

　　农民的政治需要

　　现实生活表明，试图把农民与国家政治做出间隔的想法是危险的。古代王朝的政治经验，不可以套用。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变了。现代中国农民身上的政治能量已经快速积累，并且正在寻找释放渠道。把握不好这种能力的释放渠道，或者不能引导这种能量的良性释放，将导致社会灾难。

　　政治与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同步的，但在传统社会里，农民与政治是分离的。《论语·子路》记载的“樊迟学稼”的故事，就谈及“为政”与“务农”之间的关系。孔子试图说明，农事不过是农民的专长，为政者无需躬亲，只要追求“礼、义、信”就能实现政治的“大治”，获得“四方之民”的顺服。“农事”与“为政”之间没有关联。孟子在与陈相所宣传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争论中，则做了更加细致的论述。孟子认为，社会必须分工，各行各业专其所长。政治是由专业的人士所从事的活动，政治上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分工，就如同耕、织、牧、渔的劳动分工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应安心于自己的岗位和职业。不能跨越专业的界线，让专事耕作的农民从事“治天下”的政治活动。因而，政治由“肉食者谋之”，与农民无涉。孔孟的论证旨在说明，农业的技艺并不适用于政治，农业与政治作为两个不同的行业适用不同的规则。

　　在农民与政治之间作出区隔，这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传统。古典时期的欧洲，参与政治生活的公民并不参加生产劳动，而从事生产活动的奴隶没有参与政治活动的资格。在雅典，能够直接参与公民会议的政治讨论和投票表决的公民人数仅占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看来，政治的目标追求“好的生活”，而这样的使命只有深具智慧的“哲学王”才能胜任。他将国家内部的群体分为三个阶层——统治者、武士和劳动者，统治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安全；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如此才能成就一个合理的城邦（国家）。可见古典时期的农民与政治，被演绎为不同行业的劳动分工。在西方古典文明的理解中，政治是自由人从事的行业，他们不为农事所驱使，才有足够的时间参与政治生活。

　　在本人看来，传统政治学说关于农民与政治关系的阐释，也许更多是当时政治现实的反映，而不可以作为贯穿古今的政治生活法则。在传统时代，不仅政治不需要农民的参与，就是农民自身，似乎也对政治缺少兴致。与农民封闭的生产方式相对应的，是乡村封闭的社会生活。农民缺少公共关怀和政治热情。法国农民在19世纪政治动荡中的表现，集中展现出了这一特点。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这样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