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晚年在中山大学期间，已经近于全盲，体能极度衰退，仍然完成了一代巨著《柳如是别传》，文采思想并重，考证线索密如蛛网，而头绪井然；一方面回到历史的情境中，借幻想来摆脱现实的困苦；一方面在特殊的历史人物身上赋予了深远的寄托。全书近九十万字，大体口述成书，他的这种毅力和精神令人惊叹。

　　清华导师

　　１９８１年秋，笔者考入中山大学就读，时中文、历史两系男生同住一楼，历史系学友常来串门，尝告之曰，彼系老师第一课即演说陈寅恪传奇般之学术造诣。说话间眉飞色舞，极向往之情。每天穿过小紫荆山密林去上课，俱路过陈氏旧居，遂留意。但见红墙篁丛琉璃，周围灌木郁郁，乔木拱护，煞是幽深。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陈先生之大名竟从学术讲坛走到畅销书内，文化人多知之。

　　吴宓先生认识俞大维较认识陈寅恪为早。时在１９１９年，美国波士顿。俞大维系自费留学，先在圣约翰大学修数理逻辑至精熟，后又修得哈佛哲学博士学位。当时，吴、俞及汤用彤常在一起玩，交流西方哲学及中国文学之心得，也常在一起出游并作交际。俞大维也时常提及他表哥陈寅恪的种种博学与通识，吴宓即心生仰慕与畏佩，事见《吴宓自编年谱》。这其实也就是几年后吴宓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之嚆矢。

　　抗战前十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加上讲师李济，可谓清华学术的象征。其熔铸中西，贯通今古的学术身手，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寅恪先生在抗战前一直在清华大学当导师，这十年生活比较平静，他的学术成就在这个阶段也最大。他在此期间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一组组长兼研究员，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在清华大学，凡是遇到他讲课的时间都有很多校外的学生兴味盎然地跑来旁听，周一良回忆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陈先生对学生重启发，而不重问答，更不重死记硬背。他鼓励学生在研究材料之后，进行归纳、鉴别，往往不是他提出问题来考学生，而是从学生本人提出的问题，来看是否有深度。

　　大西南的颠沛流离

　　上世纪３０年代是世道变迁迅速的时代，但陈先生虽然关心社会，却不是直接介入政治生活，他的爱国之心是建立在历史与文化基础之上。他绝不是慷慨激昂的风头人物，他对中国学术的建设，是从百年大计的角度去思考、去铸造，因而担负起了民族精神赖以寄托的学术文化独立的责任。

　　１９３７年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北方各校纷纷内迁，清华、北大和南开大学先迁到长沙再迁到昆明。陈寅恪一家和其他教授一样，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长途迁徙，先从北京到天津，火车上逃难的人群挤爆了车窗，又坐船到青岛，再转徐州，然后是郑州、汉口，最后用了整一个月的时间到达长沙，在长沙临时大学期间，正值兵荒马乱的时节，到处是逃难的人群，然而陈先生的讲座，仍然是听众踊跃，这不能不说是奇迹。史学家吴相湘当时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他就是听众中的一员，他也为大师的文化内蕴感到震撼。大概一个学期以后又迁到昆明，即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即西南联大）。他在学校主要讲授两晋、南北朝史。原先偏远闭塞的古城昆明一时间学者云集，各军兵种指挥部也很多。虽然颠沛流离，生活设施简陋，但是知识分子士气极为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