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模式”一改以往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的二分法，强调在同一个平面上，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性重构，来构建现代中国的国家形象。

　　从世界范围来看，公共外交发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从当代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公共外交这一行为并非新兴事物。自1949年后，我国政府即以“对外宣传”作为国际交流和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主要手段。但由于“宣传”本身在国际语境中的负面色彩，我国在90年代后期开始以对外传播作为对外宣传工作的一种语境替换。而近年来，作为一种旨在树立国家正面形象、加强民众信息交流与文化传播的软力量形式，公共外交在中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研究。

　　公共外交：说明本国国情和政策

　　目前各国学者在讨论公共外交时，普遍认可的是美国新闻署（USIA）在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通过理解、告知、传达和影响外国公众，通过扩大美国公众和外国人之间的对话，来提升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我国学者在对公共外交进行诠释时，较为重视对公共外交的目的和手段的研究。

　　从目的上看，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做了明确的界定：“‘公共外交’是一种面对外国公众，以文化传播为主要方式，说明本国国情和本国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活动。它对政府的外交工作有相辅相成的支持性意义。进行公共外交的主体包括政府外交部门，但更多的是非政府组织，如民间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媒体、宗教组织以及国内外有影响的人士。他们可以借助各自的领域和国际交往的舞台，面对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广大公众甚至政府机构，从不同角度表达本国的国情和国际政策。”

　　从手段上看，目前中国公共外交的最主要形式有两种。其中历史性较强的是以杂志、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为手段的对外宣传活动。在国务院新闻办的领导下，主要的对外宣传载体包括了中国外文局下属的几大报刊、《中国日报》等。而我国的主要媒体，如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包括《环球时报》英文版也都承载了对外宣传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自2003年正式启动的中国各级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则为公共外交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观察平台。

　　另外，改革开放30年中，频繁的多方面的对外交往也成为了公共外交的手段。因为中国人国际旅行的增多，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包括文艺演出、跨国教育、国际赛事甚至是商业交往等都开始成为公共外交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主导者既有政治性、文化性的，也有商业性的。比如作为中国公共外交标志的“孔子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孔子学院”的模式可以看出，对外交往作为公共外交手段更加灵活，并开始尝试政治主导、文化传播和商业运作相结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