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专业是非”，特指学术界抄袭、剽窃一类学术造假行为，也可以兼指文学界的同类现象。

　　近几年，抄袭、剽窃事件此起彼伏，每每造成公众“围观”甚至“围殴”。对不端行为人人喊打，可以称得上是“道德正确”。但专业是非，究竟不是老鼠，即使业内人士也不是一眼就能判定，遑论业外人士。前些年，有人反对用司法手段对文学上的抄袭进行裁判，不能说毫无道理。不过，如果认为公共空间难以澄清专业是非，就取消公众参与讨论的空间，也是不对的。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但它的价值不在“喧哗”，而在“众声”，也就是言论的自由表达。在喧哗的公共空间，有时真的很难辨别专业是非，因为公众的知识背景和学养程度不一。倘有人轻率地抛出一起抄袭事件，在公众的直接审判下，很可能呈现“言不及义”的景象，也不是没有可能制造“冤假错案”。我们知道，激烈的道德情感，往往会使结果背离初衷。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导致对公众参与讨论专业是非固有价值的否定，说因为你不懂，所以没有发言权。

　　海外学者余英时曾指出，学术思想、学术自由与社会一般人思想和自由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即是说，学术思想、学术自由不只关涉少数读书人，也与社会一般人相关。如果因为公众在论及专业是非时说得不准或不对，就取消他们讨论的权利，等于从反面肯定专业及其是非，只能是少数人垄断的权利，他人不容置喙。这样做，可能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从对专业问题讨论自由权的限制，转换扩展为对言论自由权的限制。

　　因此，问题不在于专业是非是否可以进入公共空间，而是在公共空间讨论专业是非何以可能。公众对专业是非不能击中要害，以及“围观”之后迅即散场，留下“娜拉走后怎样”式的难题，都说明了专业是非的善终还须依靠专业人士这样一个简明的道理。换言之，公共空间论辩专业是非，若没有相应的专业性处理机制为基础，就不可能建立良性的讨论秩序，“喧哗”过后依旧是“喧哗”。

　　如果承认很多专业是非，不是通过常识就能判断的，那么，专业性的处理机制就不可或缺。何谓抄袭？怎样才算抄袭？抄袭与合理引用有什么不同？合理引用与过度引用的边界在哪里？这些复杂问题与专业知识裹挟在一起，常使公众的评判缺乏坚实的基础。有人发明了反剽窃软件技术，期以抵制抄袭。这当然是方法之一种，但软件毕竟是软件，不能替代人的判断力，更不可能一劳永逸。专业是非动辄诉诸法律固不可取，但倘若专业性处理机制失灵，导入司法力量以平息争端就势所难免。而法官也有难以克服的知识局限性，若要谋求实体的公正，就应保持谦抑的美德，尊重专业性的处理意见。

　　对专业是非的恰当处置，以及有效遏制学术行为不端，只能指望建立起专业性处理机制，而不宜交由公众来直接解决。一个被证实有抄袭行为的人，他能否得到应有教训，以及他未来的学术命运，以及相关秩序与规范的建立和捍卫，都仰赖于专业性处理机制发挥作用，公众无暇也无力顾及于此。然而，现在的专业性处理机制，类于自查自纠，陷于内部循环，似乎缺乏自我净化能力。这当然很令人沮丧，但放弃构建此类机制的努力是不可想象的。庖人不治庖，由别人来代替，效果可能更糟。照国外的经验，设立第三方调查机构不仅是可行的，也是更有效的。

　　任何标榜绝对自律、绝对客观公正的学术共同体，也不能完全让公众放心。专业是非既然往往与利益牵扯，学术自治就存在被腐蚀的可能，学术共同体就有可能演化为利益共同体。这也是公共空间讨论专业是非的重要价值之一。公众虽不宜或不能作为专业是非的直接评判者和直接监督者，但他们是学术自治的最终评判者和最终监督者。专业是非的解决，立于学术自治之上，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才能营造利于创造的社会环境，也才能彰显并增进公共空间的价值、秩序和效能。（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原标题为：“公共空间论专业是非何以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