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考察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时，制度经济学往往是人们选择的考察视野。与此并行不悖的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发展逻辑和路径同它的历史密切关联起来。近日，在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研究所成立暨“近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与成长：东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的王国斌教授做了“经济史与发展经济学：谁的历史，谁的发展？”的专题讲演，并就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等相关问题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文汇报：作为美国“加州学派”的代表之一，您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和分析经济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研究经济发展时，历史究竟能提供怎样一个分析维度？

　　答：当考察经济发展的原因时，有人会强调地理的重要性，比如气候、交通、生物的多样性等等因素；也有人认为制度很重要，认为交换的扩大要求人们不能欺骗他人，好的制度则能够避免或减少欺骗的机会。由于地理因素一般很难改变，那么，很多人自然把注意力放到了如何改变制度之上了。

　　制度经济学倡导创造安全的财产权，从而推动生产与交换的发展，同时刺激技术改进，而技术变化的可能性也是同制度有关的。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C.North)的研究表明，经济史在制度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诺思是以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史作为他的理论依据的，认为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有很密切的关系。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人们很容易因此把英美的政治和经济变化的结果当作世界历史发展的目标，因为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各国间的制度也越来越一致。但如果细细来看，各国间的差别还是不少，甚至在欧美国家之间，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也存在着不同之处。从历史上看，制度从来就不是一模一样的。制度经济学重视英美经验特别是美国经验，以为现代国家都应该与美国相似。所以，他们关注的历史多是西方历史，有人因此甚至认为，其他国家的历史对当代只会起到阻碍作用，只会妨碍现代化的发生。

　　文汇报：在考察中国经济发展成就的时候，人们也经常会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和阶段来作为参照。具体到中国的情况，您怎么看？

　　答：人们经常把欧洲作为标准来看其他地方，这可能是难以避免的。我并不全面否定用欧洲史的立场来看其他地方，只是说，其实我们也可以站在中国历史的立场上来看欧洲。比如，中国18世纪就有了自己的福利政策，而欧洲到19世纪才有这样的政策。在18世纪，中国政府的税收比欧洲少，但是中国政府提供的服务却比欧洲多。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欧洲国家处在竞争过程中，政府的钱主要是军队的费用。中国则是大一统帝国，不必把全部的钱花费在战争上。有观点认为，民主和福利经费有关。这样的说法在19世纪末叶的欧洲和美国都能成立。但是，在欧洲有说明能力的解释，在当时的中国不一定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