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带有强烈的悲剧性。这种变革是以精英、乃至普通民众不断否定自身文化的方式进行的，所谓打倒孔家店、摧毁旧文化曾经被精英们当作建设新文化的基本前提。并且一直到今天，不少精英对于中国现代化仍持这种不破不立的激进立场。这种看法甚至已成为一个新传统。

　　然而，把这样的常识放到一些地方，比如广东潮汕地区就会发现，它其实完全不能成立。在这里，新旧文化并存，并且相得益彰，传统的价值、习俗、乃至社会结构，在这里保持着连续性。甚至这里的社会治理，也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传统的制度进行的，比如，在乡村，“老人组”拥有广泛的治理权。尤其奇妙的是，这些传统支持了现代的工商业秩序——这里的现代工商业是中国最发达的。

　　传统再生之必要性

　　潮汕的情形其实并不特殊。如果对中国的现状分地域进行观察，甚至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凡是传统保存较为完好的地区，其社会秩序相对较好，经济增长表现也十分突出。南方与北方、东南与西北的经济发达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文化的传统性程度来解释。比如，温州与潮汕类似，传统同样保存较为完好，而经济、社会和治理秩序也更为健全。

　　换言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与新文化运动的常识正好相反的命题：传统之保存与经济繁荣、与社会优良治理之间，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过去十几年间，作为显学，经济学、法学向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向普通公众普及了一个常识：规则至关重要。这种贡献放到中国百年知识史上，当然是极为重要的。

　　不过，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又分别犯了两个严重错误。首先，经济学家盲目相信“理性经济人”假设；但事实上，仅有这样的理性人，市场不可能存在和正常运转。没有规则、没有规则意识，理性经济人几乎都会变成骗子与强盗。其次，规则并不只是法律，法学家却把法律当成全部规则而忽视道德，从而让法律在现实中无法运转。归根到底，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仅是辅助性的。一个仅靠法律来调节的社会必然崩溃，因为该社会执行法律规则的成本将会太高，以至于无法承受。法律有效运转的前提是道德伦理，当绝大多数人可以自律的时候，法律才有能力强制少数人。

　　总之，道德、伦理至关重要。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能够对个人起作用的道德伦理，必然是传统的道德伦理。中国20世纪50?80年代的政治社会试验已证明，任何人为构造的道德体系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并造成道德伦理的废墟。关于这一点，托克维尔早就发出过警告。总结上述推理，可以说：传统的道德、伦理对于一个社会维持其基本秩序及实现繁荣与发展，至关重要。

　　这个结论绝不是为守旧主义张目。事实上，当传统伸入今天的时候，它就已经变成了现实。英国普通法专家这样形容普通法：它十分古老，以至于超出人的记忆，但它也是最为时新的。因为，传统之所以是传统，就因为它总在不断调整过程中。

　　因此，我们在潮汕、在温州所观察到的传统的价值、信仰、风俗、道德、伦理、社会治理机制，既有古老的渊源，又是最为新颖的。在时间过程中，它们经历了微妙的演进过程，只不过，这种演进是“自然地”进行的，是无数人于不知不觉中调整行动模式的非意图产物。可以设想，这些地方的传统将会继续以此种方式演进，从而塑造一个既传统又现代的社会秩序——一个正常社会的秩序，本来就应当如此。那种“日新月异”的社会，肯定是不正常的社会。

　　说这些地方“正常”，隐含着一个意思：其他地区是不正常的。诚然。因为在其他地区，经过种种因素长期、猛烈地冲击，传统已经七零八落，过去与今天截然断裂了。这些冲击因素主要是打倒旧文化的反传统信念，与此信念刺激下的政治社会力量。

　　这种与过去断裂的景象，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兴起、膨胀的城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城市的基本社会图景是：一群面目模糊的民众，与一个权力无远弗届的政府。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的、在时间中证明自己合理性的规则体系——也即传统——在这些地方已经非常淡薄，因而人们也缺乏对生命的体悟，缺乏社会秩序所必需之利他的道德情怀，也缺乏进行组织、行动的黏合剂。因而，这些城市没有文化，没有公民，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当然也难有健全的社会秩序。

　　因此，讨论传统在中国是否具有生命力，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的传统，或者更具体地说儒家的传统，能否在文化、社会沙漠化的地区实现复苏，在城市生根，达到潮汕、温州那样的水准，不仅关乎中国文化的现代前景，也关乎社会优良治理秩序形成的前景——这两者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