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1909-2004年）是当代中国哲学界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是杰出的教育家和哲学家。他创立的“兼和”哲学及其“综合创新”文化观，犹如一盏思想的明灯，照耀着中国思想解放和文化转型的道路。

　　聆听教诲，如沐春风

　　我最初是从《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了解张岱年先生的思想与风格的。那是在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研究生之后，读到了一本署名“宇同著”的旧版书。当时不知道宇同是何许人，但对其唯物主义立场及其所论中国哲学特色印象深刻。尤其是对他提出的“本根论”、“大化论”、“气论”传统的说法及所谓中国哲学“重人生而不重知论”、“重了悟而不重论证”、“既不依附科学亦不依附宗教”的特点至感折服。后来请教人大哲学系的方立天老师，才知道宇同就是张岱年先生。

　　初见张先生，是在1981年春侯外庐、邱汉生先生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会上。因为我在人大历史系选择的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方向，导师是历史学家尚钺、郑昌淦先生。但历史系并未开设思想史课程，而只是请了几位名师如石峻、何兹全、赵俪生、裘锡奎先生等来开讲座。于是，我便申请到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旁听邱汉生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专业课。在侯、邱二老的研究生崔大华、柯兆利、姜广辉诸兄的硕士论文答辩会上，我见到了张先生并向他问候请安。张先生问：“你叫什么名字？”我答：“我是吴光。”他即说：“你写过论王充的文章吧？”我答：“是的。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四川《社会科学研究》上。”他说：“我有印象”。这使我非常感动。想不到一位大师级的老教授竟然注意到一位尚未出道的青年学人的习作。于是，我诚惶诚恐地提出：“下次您的研究生论文答辩会，我能否去旁听？”他说：“欢迎，欢迎。”没过多久，张先生就让人正式通知我北大中国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会的时间和地点。所以，我有缘结识了陈来、刘笑敢诸位同仁，并有幸邀请张先生、邱先生、石峻先生等做我的论文答辩老师。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论道家黄老之学》，初稿写了10万字，提交答辩的稿子有6万多。张先生在答辩会上提了几个专业性问题，其中有的问题我回答得并不好。但他谈笑风生，循循善诱，最后评论说：“这篇文章是迄今研究黄老学最系统、水平最高的论文。”尽管实情未必如此，但这是对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极大鼓励与鞭策。

　　此后，我得到张先生的允许，可以登门拜谒请教。张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倾听我的诉说与结论，给予指点迷津。如鼓励我在道家思想史研究方面作出贡献，肯定我对哲学党性与阶级性说法的质疑，高度评价孔子、孟子与儒家的人文精神，支持我对黄宗羲思想的研究和整理《黄宗羲全集》的工作，等等。

　　鼓励创新，荐引后学

　　我研究生毕业到杭州工作以后，在1982至1991年间，与张先生有多次书信往来，大多是我请教学术问题的内容。如张先生在8月10日的复函中写道：

　　得知你参加《黄宗羲全集》的编纂工作，十分欣慰！梨洲著作汇集，虽有旧刊，不甚精善。今善洪同志和你重新编定，实为学术界一件大事，可喜可贺！希早日编成出版。你以《文子》文为汉初黄老学著作，甚是甚是。……近晤研究《庄子》的张恒寿先生。他说读过吴光的文章，觉得很好。特闻。

　　在11月20日的复函中，张先生再次强调：“编印梨洲遗集，意义重大。我极力赞同。”

　　凡此种种，足以看出一位学界老前辈对后生学子的关爱、扶持与殷切期望的深情厚谊。这种大德无私、奖掖后学的崇高品德，永远值得后学者奉为楷模！当今那些一味利用年轻学人的聪明才智为自己成名成家服务、并且自吹自擂的所谓“博导”、“大师”们，在张先生的高谊大德面前真应该汗颜、应该警醒啦！

　　以人为本，提倡“兼和”哲学

　　1996年，我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创建了“浙江中华文化研究所”，并创办了系列性集刊《中华文化研究集刊》。当时，我致函特邀张先生担任研究所兼集刊的顾问，并约他为集刊第一辑《中华人文精神新论》撰稿。张先生立即回信，欣然允诺担任顾问。

　　虽然不能与会，但张先生还是应我之约，于9月26日亲笔撰写了一篇题名《关于中华人文精神》的文章。于是，我将此文作为《中华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的第一篇文章编发行世。

　　张先生的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其思想却非常深刻精辟。文章开宗明义第一句即指出：“中国文化富有人文精神……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即将人的问题作为中心问题。”真可谓一语中的，既揭示了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东西方宗教文化（如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的根本不同，又揭示了中华人文精神的本质所在。

　　先生进一步指出，儒家人文精神的显著表现，一是“强调人禽之别”，二是“重视文野之分”。前者强调了“人伦道德的价值”和“人的尊严”，后者肯定文明的进步而取“文质彬彬”的中道。这个“文质彬彬”的中道，就是张先生在晚年一再阐述的“综合创新”文化观。而据张先生的清华弟子刘鄂培教授所述，其“综合创新”文化观是以其在40年代提出的“兼和”思想作为哲学基础的。张先生自己也很赞同以“兼和”二字概括其哲学宗旨。

　　在我看来，张先生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与“兼和”哲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兼和”并不等于“兼收并蓄”或“兼容并包”，而是兼综协和，是兼采各种思想文化的优秀成果进行综合加工成一新鲜成果而予以吸收消化的过程。所以，“兼和”就包含了“综合创新”之意。这与西周史伯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及孔子所谓“和而不同”的思想是遥相契合的。

　　由此，我又想到，儒家所谓“天下大同”理想，不应误解为“完全同一”或“一统天下”，而应理解为“天下大和”或曰“兼和”。“大和”者“太和”也，也即“最高的和谐境界”之意；“兼和”者，多元和谐之谓也。我想未来的世界文化，大概不会形成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一统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竞秀争艳，互相融通，协和共荣。而作为立足于世界多元文化之林的中华新文化，则不应是一种梦想“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大中华沙文主义，而应是一种创造性地兼采东西文化精华又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兼和”文化。因此，在这个全球化潮流滚滚而来的时代，我们应当树立一种因应全球化的“兼和”文化观。在我看来，这个以“综合创新”为诉求的“兼和”文化观，就是具有“以人为本、实事求是、多元和谐”内涵的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