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近晚。到了书库关闭的时刻。善本书甲库、乙库、四库……一间间大库依次闭窗、熄灯、断电。连续54年，在这个时候，人们总能看到陈恩惠的背影，最后一个缓缓退出库门。之所以倒退出库，是要最后再看一眼各库是否还有光亮，确认库中珍稀古籍安全无虞。从陈恩惠老人到今天，国家图书馆善本部书库管理员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们的心思和老人却是一样——明明已经断电、锁门，但走出好远也要再折回来查看一遍；听到窗外消防车呼啸而过，首先想到的是书库是否无恙……

　　截至2009年9月，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入藏量已经超过2700万册件，可谓浩如烟海，但是，走过整整百年岁月，国图员工深知一石一瓦的累积来之不易，一册一件馆藏的搜求何其艰辛。

　　80年前，当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迎来其发展的第一个春天的时候，《大公报》曾撰文指出，“北平之文化中心，不在‘有光荣历史’之北大，更不在师大、清华、北平研究院等，而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不特其规模壮大，收罗宏富，一时无两，即其陶冶学者之处，亦迥非任何学校所能及。”

　　今天，迎来百年华诞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带给我们的骄傲，不仅仅是其国际上首屈一指的每日逾万人次的到馆读者流量，不仅仅是其25万平方米、位居全球三甲之一的馆舍面积，也不仅仅是其拥有排名世界第五的浩瀚文献收藏、名列前茅的海量数字资源。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百年来埋藏在中国人心底“为往圣继绝学”的宏愿、“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始终不曾磨灭。

　　“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成立于动荡中的清朝末年。1909年9月9日，已是风烛残年的晚清重臣张之洞抱病奏请朝廷建立京师图书馆。十个月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半年前，清政府诏谕“预备立宪，维新图治”——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在进行最后的自救努力。

　　此时，西方各国在大都市设立公共图书馆已有近六十年的历史，这引起了赴海外考察的中国人的普遍关注。清人王韬在其《漫游随录》中记述道，伦敦“藏书之库林立，咸许人入而览观……都中人士，无论贫富，入而批览诵读者，日有数百人”。据统计，1900年前后，英国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已达到360所。起步较晚的法国，在1908年时,仅巴黎也已经有了80所通俗图书馆……

　　在中国，建设公立图书馆的要求也日渐高涨。著名学者罗振玉表示，“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他慨叹道，“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与此同时，日本对中国珍贵私家藏书的觊觎，也引起了当时学部的重视，从另一个方面加快了清廷设立京师图书馆以免国宝流散的进程。

　　张之洞上奏当日，清廷即下旨准行。同时，将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及各殿藏书等移送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在建立的第一天，就拥有了这些珍贵馆藏。

　　然而，国家积贫积弱，使得图书馆筹建经费捉襟见肘。“请款”，成为当时主持筹建者最为重要，也最无望的工作。尽管如此，通过调拨内阁大库、国子监、南学典籍，采进、抄录江南私家藏书，拨入敦煌遗书，征集金石拓本等，到民国元年（1912年），京师图书馆馆藏也小有规模，计有善本书880部28412卷10822册、阅览书4544部122963卷41504册、敦煌石室唐人写经长短卷8662卷。

　　1912年8月27日，京师图书馆因陋就简，栖身北京广化寺正式开馆接待读者，“无论士农工商军界暨女学界，皆得入览”。中国第一所国立图书馆虽然起步艰难，但毕竟实现了从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重要转变。

　　“深识文化之不可淹，职责之不可弃，雅不欲馆事由此废辍……相与奋力维持，恒竟日不谋一饱，亦孜孜从事而弗他顾，其精诚有足多者”。——王祖彝《京师图书馆回顾录》

　　由于地处偏僻，设施简陋，京师图书馆不仅读者寥寥，而且饱受批评——“以首都之地，而所谓图书馆者，简陋如是，是谁之咎欤？”仅维持了一年零两个月，京师图书馆就不得不闭馆。直至1917年，辗转迁至方家胡同国子监南学旧址再度开放。

　　由于缺乏经费，此时的京师图书馆仍然没能摆脱举步维艰的困境，“政费愈以绌，馆务愈不支”，以致当时主持馆务的徐鸿宝等人只能以私人贷款垫付技工、馆役的工资及煤水杂支等费用。至于馆员，则“恒三数月不给薪”，即使发放，也“不过数元，竟或数角，均终岁之所入不及佣保走卒之丰”。

　　在这样的情况下，怀抱文化守望者的信念，京师图书馆馆员“深识文化之不可淹，职责之不可弃，雅不欲馆事由此废辍”，苦苦支撑着图书馆的日常运行，“相与奋力维持，恒竟日不谋一饱，亦孜孜从事而弗他顾，其精诚有足多者”。

　　1929年，当时已改名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所属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由于有了后者提供的稳定经费来源，新成立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其“搜访之勤为历年冠”——于1929年和1930年先后斥重金购入西夏文古籍和“样式雷”工程模型及图档。前者从未见于著录，被国立北平图书馆购入展览，引起轰动，至今仍是西夏学研究的稀世珍品；后者模型为清廷皇家建筑“烫样”，精巧至极，2007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这两项珍品入藏，将国立北平图书馆“一为国家庋藏重籍，二为供给科学研究”的购书政策诠释得淋漓尽致。

　　同时，其开放的阅览理念，使读者人数由1917年的三千多人次激增到1929年的五万两千人次。读者服务也从单一阅览，延伸到外借、复制、参考咨询、馆际合作等。

　　其间，北海之畔的新馆建设也在筹划中。新馆设计采用国际竞标的方式，作品密封后交由美国建筑学会组织的专家组提出评审意见。最终，丹麦人莫律兰的方案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