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知识和思想生产者的学者是否准备好了优质的、有实践意义的学术成果？是否有意愿为政策提供智力支持？作为消费者的政府是否认识到自己对这些思想成果的需求？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充分地考虑和吸收了学界的意见？学术与政策之间是否存在鸿沟？如何弥合这个鸿沟？这些问题值得政、学两界深思。

　　今年4月，美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掀起了一场有关学术与政策关系的辩论。哈佛大学的两位知名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先后在媒体撰文，批评美国学术界对政策问题漠不关心的普遍现象（见本报第2版“媒体链接”）。

　　一石击起千层浪，他们的观点立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和公共评论界的普遍关注和热烈争论。然而，这一问题并不是最近才引起学者们关注的。早在2006年，美国《亚洲政策》杂志就组织了一期专刊，邀请到不少重头官、学两栖人士（包括Andrew Marble，Kenneth Lieberthal，Emily Goldman，Rober Sutter，Ezra Vogel，Celeste Wallander等）会聚一堂，探讨如何“弥合理论与政策之间的鸿沟”。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呼应。今年6月，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也组织了研讨会，探讨中国制度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见本报第2版“会议链接”）。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所有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面临着无比复杂的决策环境和勾连互动日益频繁的问题领域，外交政策更是如此。国家已经不再是唯一的国际行为体，国际机构、跨国公司、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国际犯罪集团以及恐怖组织等纷纷登上国际关系舞台，信息通过网络等非传统媒体以远远超越外交包裹的速度传递，毒品、武器及核技术与核材料的扩散令传统执法方式束手无策。这一切决定了，传统的以领袖个人智慧和政府间秘密交易为基础的、19世纪式的外交风格早已过时。对科学决策的要求创造了对学术研究所产生的知识和智慧的巨大需求。

　　作为知识和思想生产者的学者是否准备好了优质的、有实践意义的学术成果？是否有意愿为政策提供智力支持？作为消费者的政府是否认识到自己对这些思想成果的需求？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充分地考虑和吸收了学界的意见？学术与政策之间是否存在鸿沟？如何弥合这个鸿沟？这些问题值得政、学两界深思。

　　学术与政策之辩

　　对于学术与政策的关系，自古就有争议。中国先秦诸子百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以影响政治生活为目的。随着后世朝代变迁，制度沿革，学术与政策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20世纪以来，现代治国术的发展和科学决策重要性的上升，使政策对学术成果的需求更加迫切，学术与政策之间的鸿沟也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

　　有人认为，学术与政治之间须臾不可分。中国传统学人大都主张学术为政治服务，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倡导“资治”之学；也有人认为学术研究是为了发现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例如涂尔干和韦伯等，而理论建构就是为了明确表述最基本的因果关系。尽管刘易斯·科塞在《理念人》中引用朱利安·本达的观点，将知识分子视为“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理念人”，可是实际上，纯粹的思想者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游说的入世学者之间实难划出一条显明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