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星翼　经济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以及相关的政策研究。近年来主持的研究课题主要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之“水专项”中的“中国城市水务产业发展战略”、“城市水环境质量评估体系”，教育部社会科学重大课题“节能减排的宏观政策”，“上海市循环经济白皮书研究”，以及低碳经济、节能减排、循环经济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其他课题几十余项。主要专著包括《环境与发展经济学》、《走向绿色的发展》、《新农村环境建设》、《生态服务的价值实现》、《经济全球化与生态安全》等几十部。

　　发展航道上的明礁暗滩

　　当前，我国一方面存在着今后的发展动力问题。另一方面，则面临碳减排、环境污染、耕地流失等资源环境因素的制约。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所有这些因素的压力会继续增大，也更有必要处理好这些关系。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国的经济增长保持着很高的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的平均增速在9%以上。在三十多年中保持如此快的速度，在各国的发展史上几乎找不到先例。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两点是：其一，任何正的增长速度，到一定的时间节点上，都会呈现爆炸性增长的态势。然7而，在增长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存量的增大，维持同样增长速度所需的增量也越大。其二，经济增长不是简单的数字问题，同时也必然会导致经济结构的变化。为了维持一种明显高于由内需拉动的增长速度，庞大的增量要求需要通过庞大的新项目来获得满足。于是，已经可以看到的是，在我国，各地政府越来越依赖大型建设项目，产业结构越来越趋于重型化。

　　事实上，当前形势下如果不依靠大项目拉动，想在短期内逆转或缓和经济下滑的趋势有着很大的难度。但这也正是问题关键之所在。自党的十四大提出“两个转变”以来，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迄今为止，这种转型还正在进行中。在思想上和制度上，我们也尚未做好充分准备。在此情形下，诉诸钢筋水泥依然是保增长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但钢筋水泥的发展模式已经使我们付出了代价。2002至2006年间，我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达到1.2，能源消费总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急速上升。我国耕地数量在招商引资和各地新城建设的浪潮中不断缩减，中央为此提出了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保护目标。各流域的水污染持续加剧，严重影响到生产以及人民群众的饮用水安全。此外，我国还不得不忍受昂贵的石油和铁矿石价格。从各方面看，资源环境因素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严峻的制约。正因如此，中央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当前如果仍然持续以“起吊机经济”保增长，可以预期，我国的资源环境形势会因此出现反复。

　　梳理一下，当前，我国一方面存在着今后的发展动力问题，另一方面，则面临碳减排、环境污染、耕地流失等资源环境因素的制约。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来自所有这些因素的压力会继续增大，其相互关系会更为纠结，也更有必要处理好这些关系。

　　以城市化为发展的基本动力

　　只要我们坚持以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为发展的动力，“以人为本的发展”就不是一句空话。而在这一发展与奋斗进程中，城市化应该在今后的几十年始终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成为提供内需持续动力的主引擎。

　　能够真正为我国带来长远发展动力的，必然是由人的发展带来的需求：基本的、非歧视的和全覆盖的医疗服务、养老保障、教育和培训机会，体面的就业机会，不断提高的国民知识和技能水平，以及通过完善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激发的全体国民的创业、创造和创新积极性。只要我们坚持以人民群众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为发展的动力，“以人为本的发展”就不是一句空话。而在这一发展与奋斗进程中，城市化应该在今后的几十年始终处于最为重要的地位，成为提供内需持续动力的主引擎。但此处的城市化，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而是一种更为全面和系统的过程。

　　推动全面而系统的城市化，对我国而言，至少在以下方面有着重大意义：

　　首先是在发展的效率上。城市相比农村，有着更高的效率。相比一般城市，中心城市有着更高的效率。如果弱化中心城市功能，理论上讲会造成资源配置范围的割裂，并由此造成效率的损失。显而易见，效率上的损失意味着创造同样的人类福利需要较多的资源，因而对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推动城市化，能够使农民群众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国家在反贫困上的投入也会更有效率。由于城市化带来的效率提高，国家也会更有能力投入于农村，增强城市反哺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