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有近三亿人脱贫、近两亿人进城，经济总量全球排第三。难能可贵的是，期间没有出现西方大国崛起时常有的大规模向外移民或对外军事扩张。“中国崛起”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全球化”进程是当代世界历史中“同时态”的革命性事件，两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正如一位国际友人所说，中国今天在世界上可以和任何人平等来往，可以和任何人做生意，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仅这一点，就足够引发我们这些读书人神思与遐想了。

　　曾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内部无法形成自我主导的变革，只能在外力强制下被迫进行，任何社会变革的结果都是失败。历史学家唐德刚就有“历史三峡”一说，即认为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转型，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转型大致要历时两百年。如果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了。也有学者认为，直到今天，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国家演进的最后阶段，国家转变的过程充满了屈辱，我们迫切地要获得与别人平等的地位，一代代中国精英始终充满了强烈的“身份焦虑”。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得越紧密，这种焦虑感越强烈。经济增长和13亿人的市场是新一代中国人主要的信心来源，这种信心既容易使人膨胀，也经常脆弱不堪，因为它与个人尊严并非紧密相关。

　　不论是“历史三峡”也好，“身份焦虑”也罢，我们这一代“共和国同龄人”更愿意相信：“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且是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文明的崛起，“中国崛起”即使成功，也只是短暂的。在探寻“中国崛起”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动因时，我们确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精神魅力和实践威力。

　　从理论上讲，我们内心是信服“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的逻辑内在一致”的观点。但按照西方社会的理解，中国的发展是一种“悖论”，即“似非而是”，“看上去是说不通的，但实际上却是存在的，是通的”。西方人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按西方逻辑讲不通的社会。譬如个人与社会、投入与产出、人与自然等关系，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早就出大问题了，但实际上却没有。这里，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发生了背离。其实西方人不了解的是，中国社会历史上没有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曾面对的严峻的宗教冲突、民族对立、阶级对抗等问题。这大概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东方社会”区别于西方社会的一个根本差异。中国社会只有“家族奴隶”，没有独立的“奴隶制社会”阶段；“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及其精神元素并未完全解体；东方社会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利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就来完成产业革命，又不必经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痛苦……所有这些理论的共同结论就是，中国可以走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道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近现代历史环境中，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夹缝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曾起到发展民族经济和建立工商产业的独特历史作用。在当今世界的“全球经济融合”潮流中，国际竞争力成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共同话题。所有这些，都无法离开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独特的历史环境，也可能成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破题的关键所在。

　　西方人难以理解中国发展的真谛，中国人要成功解释中国发展的意识形态原因及其世界意义，也并非易事。这一答案必须回溯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矛盾运动，才能获得比较合理的解释。中国的发展遵循着自身的文化矛盾运动规律，由此演绎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文化形态创新。中国文化内部既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文化专制主义，同时又具备“存乎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的人格自由、自律、自主的精神，这一文化因素可以导出“自治”即自己规范、自己管理自己的民主精神。西方工业化的基本精神就是奠基于“簿记制度”上的“效率”和“节约”意识，而中国文化富有“勤俭”精神，主张开发利用每个人的有限资源，使其发挥最大的功能。这一“勤俭”精神吸纳西方“效率”和“节约”意识，可以加速工业化的发展，而丝毫无损中国人的民族自尊。中国文化素有“东方和平主义”思想，其中，儒家“致中和”、“中庸”，重“秩序”，讲“和谐”；墨家尚“兼爱”、主“非攻”与“尚同”；道家“法自然”、崇“无争”。所有这些文化元素都构成“东方和平主义”的理论基础。中国文化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机结合发展到今天，演绎成为应对全球化挑战和困境的战略思维。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对于中国文化矛盾运动的理性把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运用中国文化智慧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代诠释。“以人为本”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当代每一个中国人的积极性。“全面协调”运用中国整体有机宇宙观智慧处置各种错综复杂的自然社会深层矛盾。“可持续发展”则是新历史条件下的“天人合一”，提倡中国式的平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和而不同”的处世哲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就是在这样的基本假设和基本概念统摄下构思起来的，并着力体现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全书分为四大板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以“思想史”的方式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渊源、理论探索、思想形成和理论创新，对于我们这一群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专业的读书人而言，确实是一种大胆尝试。在这一领域，从“合理偏见”到“视界融合”种种精神现象都是可能的。在今天的时空环境中，我们一定能够“和而不同”地迎来中国文化创新与学术繁荣的新世纪。这恰恰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重要历史使命。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本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一书的总论，该书为新闻出版署“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百部重点图书”之一，由学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