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是反映国家政权的归属关系的概念。一个政党的“执政”，系指经过宪法程序（或其他政治途径）执掌国家公共权力。它是一种宪政样式和宪政行为，其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是党和国家、党与他党的关系。“执政”所体现的，是一种“法理正义”（rational―legal justice）。“领导”是反映群体中控制与服从关系的概念。“领导”是一定社会性的组织、动员、引领，是为确定和实现目标而影响群体活动的作业过程。它是一种组织模式行为，其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是与社会、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关系，“领导”之绩效，是领导主体、领导客体和主客体所处环境这三种因素的函数。“领导”所体现的，是一种“伦理正义”（ethical justice）。

　　“执政”主要表明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法定地位和公共责任，所指涉的是公共权力的（形式上）归属；“领导”则表明一个政党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的幅度，所指涉的是政党所要实现的各种战略和战术目标。因此，“执政”在本质上是统治（rule），而“领导”在本质上则是治理（governance）。“执政”具有法理上的抽象意义，“领导”则具有伦理上的具体意义。

　　从过程特征看，“执政”表现为一种静态过程，“领导”则表现为一种动态过程。从社会正义的角度看，“执政”取决于是否合乎“形式正义”（宪法和法律上的正当性）。“领导”则涉及民意、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认同等，它的实现率取决于是否合乎“实质正义”（人民体认的合法性）。

　　虽然“执政”和“领导”两者都以权力为基础，但是“执政”偏属制度层面，“领导”则偏属行为层面，两者的区别很大。“领”与“导”是两个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方面。“领”是统领、率领、带领，涉及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导”为指导、引导、倡导、督导，涉及具体方法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执政表明了国家性质，因此“执政”主要与国体（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联系；党的领导及其一定形式与国家政权形式相关联，因此“领导”更多地涉及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党实施和实现领导的政权形式）。

　　世界各国的政党，即使是执政党，但不是或不一定是领导党。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党的执政方式形态各异，但一般来说，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是通过选举获胜的政党组阁所组成的政府来体现的，即执政党只能通过议会和政府施政。执政党行使政权的主要职能和途径大致特点是：一是通过党政一体化来控制政府，行使政权。“政党大选获胜的回报就是政府的职位和权力”（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执政党组织政府，行使政权，该政党的领袖就自然而然地出任最高行政长官（总统、总理或首相等），并由政党领袖任命政府内阁成员。二是通过议会党来控制议会。谁控制了议会的多数议席，谁就有可能在议会中通过本党的政策，使之成为国家政策得到推行。但是由于政党内部争权夺利的复杂性，通过一些有争议的法案只有统一本党全体议员意志才有保证，因而各党在议会中便形成了议会党团。议会党团由党团领导人、督导员、本党议员组成。议会党团领导人一般又是该党的领袖；督导员则负责督促本党议员，在表决时无条件地与党保持一致。执政党对议会的控制，是通过议会党团来保证的，而其他非执政党也同样通过自己的议会党团来影响议会表决，与执政党抗衡。三是通过行政来推行政策。政党在筹备选举活动中，就将自己的政纲、政策向选民反复作宣传，一旦在选举中获胜，成为执政党，该党便可运用整个行政系统强行推行党的政纲政策。它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靠议会党团力量使政策成为国家法律、法令；二是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的权力直接贯彻、落实政策。执政党在推行自己政策时，基本准则是遵循宪法和法律，倘若相违，就会受到来自议会中的反对党和法院，甚至是大众舆论的制裁和谴责。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党是国家公共行政的实际中轴。“领导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它作为完整、系统、独立的政治组织，领导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社会组织以至于整个社会的全部事务。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与同级政府系统具有同构性。这一点，明显区别于世界各国的其他政党。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执政”和“领导”又具备了更多的内在关联：“执政”是高于“领导”的政权归属层面，“领导”则是“执政”的实现形式和具体表现。整体的“执政”，通过具体的“领导”来实现和体现。但是无论如何，必须看到，“执政”不同于“领导”，“领导”有别于“执政”，两者的政治内涵和实际运行都有着重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