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国务院顾问福山抛出了“历史终结论”，不无得意地向世人宣告：自由民主可能形成“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也构成“历史的终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受到世界左右翼知识分子的全面挑战。但对其最有力的挑战，莫过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了。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无法消除的基本矛盾，以有力的事实暴露出了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真相，证明了“历史终结论”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结论都是不能成立的。

　　一、西方学者对“历史终结论”的批评

　　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并且这种终极理想已经变成事实。用来支持这一思想的论据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关于自由民主制和其他制度之间的现实比较；第二个方面是被他修改了的柏拉图、黑格尔的人性论思想。为了有利于自己的观点，福山将马克思也说成是一个类似于黑格尔的终结论者。他的这些思想必然招致各方面的批评——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他还遭到了来自西方的左翼和右翼两个方面的攻击。其中左翼代表的典型有两个，一个是德里达，一个是詹姆逊；而右翼代表的典型莫过于他的老师亨廷顿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主要从文本理解和现实解读两个方面进行了批评。他认为福山的著作有一个硬伤，就是将马克思的历史观理解为一种终结论。因为“就马克思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而言，它是有两个限定条件的：第一，他讲的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前历史的终结……；第二，他构想的这种前历史不是根据事件或个人行为而是根据系统，或用他的话说即生产方式”。（《2000年新译西方文论选》，第31页）而就“终结论”的现实根源来看，詹姆逊认为：“它不是作为冷战的结束或社会主义的失败的结果，而宁可视为资本主义进入第三个新的阶段，以及随之而来它要渗透到那些迄今为止还未完全商品化的世界各地，而这样一来，将使进一步构想扩展体系显得困难”。这种困难的产生，恰恰证明：“我们今天比马克思或列宁的那个时代离这个目标（社会主义）要近得多。”（同上，第33页）

　　后现代主义代表德里达，则更多地从福山理论的内在矛盾和抽象人性论角度进行驳斥。德里达认为：“福山在这里将自由民主制度规定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现实事物，而在那里则又将它规定为一种纯粹的理想。这一事件时而是现实，时而又是现实的预兆”，“福山狼狈不堪地在两种不可调和的话语之间犹豫不决，摇摆不定”。不仅如此，被福山作为其根本依据的人性论，也是从柏拉图和黑格尔那里剽窃来的“超历史的和超自然的标准”，而这种抽象人性论早就被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过了。事情的真相是，“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共同体都没有达到普遍国家的完善或自由民主制度的完善，不仅没有达到，甚至它们离这个理想还差得很远呢”。（《马克思的幽灵》， 第90、91页）德里达认为，恰恰被福山忽视的那些内在矛盾和细节，才是决定民主自由制度最终命运的因素。他的这一分析是极具洞察力的。

　　右翼知识分子代表亨廷顿，主要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来批评福山的人类价值统一论。“9.11”之后，当亨廷顿被问及：你是不是相信福山的结论“西方文明将传布到全世界”是正确的？他断然回答道：我当然宁愿相信如此，但这不会发生。亨廷顿的理由是：虽然美国仍将是唯一最强大的国家，西方仍将是首要的文明，但世界其他强大的本土力量正在诉求地方传统、价值和习俗，它们拒绝西方的傲慢和在其看来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东西；人类的本性并没有发生变化，所有物质福利方面的改善都没有改变文明之间的差异。

　　上述西方学者的批评都是充满智慧的，然而对“历史终结论”最有力的批评，莫过于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生机制，驳斥了福山的“内在矛盾”消失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两极分化，驳斥了福山的资本主义平等观；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的金融垄断掠夺本质，驳斥了福山的自由民主“完美”论；危机凸显了世界人民对于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怀疑，驳斥了福山过于乐观的“认同”论。

　　二、“历史终结论”的出发点与经济危机的根源

　　从经济方面看，福山的整个结论建立在完全否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历史暂时性，是因为它无法摆脱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个基本矛盾，而这个基本矛盾必然带来经济危机。但在福山看来，这个矛盾已经随着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而不复存在了。存在的一些问题要么可以在这个框架内解决，要么是“必要而必然”的。他说：“对于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社会中普罗阶级（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不单是‘问题’，而且是‘矛盾’，因为贫困化会带来革命的情境，这会破坏整个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建立不同的社会。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辩称，如果现在的政治社会组织形态已完全合乎人类最本性的存在，历史即已走向终结。”（《历史的终结》，第162页）

　　然而，我们如何才知道我们现在的秩序是不是还有一些“矛盾”？福山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持超历史的人性分析。他提出，认知我们是否抵达历史终结的另一种思路，可能是基于自然概念的“超历史”方法，也就是从超历史观点掌握人，以判断现存自由民主的妥当性。如果有一个超历史的人性目标，而当下的历史阶段能够满足这种人性的要求，那么就可以断定这种制度已经摆脱了马克思所说的矛盾。福山认为这种超历史的人性是存在的，它就是黑格尔讲的追求承认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已经得到了满足。所以，资本主义矛盾已经根本解决。

　　尽管福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不存在“矛盾”，但他并不否认资本主义会产生不平等。那么这种不平等是否会带来资本主义的覆灭呢？福山认为不会，因为一方面，“不平等起因于习俗多于自然和必然性”，主要是文化习俗方面的分歧，另一方面，强调平等会导致自由的丧失，不平等是“必要而不能根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