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马列文论中国化的进程有了突破性发展,这其中最突出的成果与标志,就是马列文论原典形态与理论延伸中人文精神的复归。

　　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马列文论的逻辑学理与核心价值取向是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有机融合。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因素与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理论界“见物不见人”的庸俗社会学与机械反映论形成风气,人们习惯于把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简单地理解为是对一般历史流程的肯定与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认同,并且像经济唯物主义者那样,把经济活动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唯一的决定因素。在文艺评判中则习惯于把社会历史标准作为衡量文艺的唯一依据。于是,马列文论的本来面目与完整形态横遭遮蔽与扭曲,被突出与强化的往往是为某种功利主义所阉割的局部论述与特指观点。譬如说,关于人的本质的概括,人们只知道“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不知道马克思在其他著作中也论述过“自由自觉是人的类的特征”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等等;譬如说关于艺术与美感的起源,人们只知道“劳动创造了美”,并且只是简单而武断地将这里的“劳动”诠释为人类早期的物质生产劳动,而不去追究“劳动”本身蕴含着的极为丰富的人性内涵与历史成因。对于恩格斯所提出的“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文艺批评标准,被关注与被强调的也只是文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而文艺与人的关系则被视若禁区。这些失却了人文精神的所谓历史观念,只能沦为“跛脚”的理论,甚至成为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品。

　　马列文论人文精神的复归,是和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息息相关的。随着思想解放运动与新时期文艺实践的推进,“文学是人学”等以人为本的文艺观逐渐得到“正名”;文学艺术作为一种人文精神追求所必然担当的人性追问、道德诉求与终极关怀,成为新的文艺实践的价值内涵。同时,当代马列文论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新的生机与活力。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学术大讨论以及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广泛译介与充分研究,拓宽了马列文论研究的原典空间与阐释空间,马列文论中的人文精神向度也逐渐清晰明朗起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首先关注的是人自身,“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指出人的“五官感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而且正是由于“自然的人化”与“人的对象化”——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所形成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才能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区分开来。正是由于这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在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实践中去考察文学艺术。对人的生命意识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对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关系的思辨;对人的天性与人的异化的探究;对人的自由解放与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理想表述,都充分彰显了马列文论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有机融合。人文精神的复归,保证了马列文论价值内涵的完整性与学理优势,使马列文论在当代中国文艺价值功能系统的构建中保持主导地位成为可能。

　　马列文论人文精神的复归,首先帮助我们从理论上廓清了当代文艺研究与文艺批评中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等诸多理念之间的关系。由此看来,恩格斯以“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就不是孤立的、分割的,而是有机统一的。“美学观点”作为对文艺审美特性的要求,体现出文艺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的特殊性原则,必然负载着历史因素与人文关怀,因为任何一种审美理想或审美趣味,都与特殊历史阶段人类的生存状态与文明程度息息相关,而“历史观点”作为对文艺在人类历史生成中意义的价值判断,其核心仍然不能摆脱作为审美实践活动的主体的人。“历史观点”不是抽象的、静止的,离开了人的鲜活的感性世界的活动,抹煞了审美主体在人类整体历史活动中的自由而独特的精神追求与审美自律,一切文艺的“历史观点”都将走向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反面。这其中既有历史的精神,也有人文的精神,两者不可偏废。非人文的历史精神与非历史的人文精神,都会导致文艺价值功能的缺失,影响与消解文艺在社会历史进步与人类精神提升中的重要作用。

　　人文精神的复归,又使得马列文论在与中国当代文艺实践的对话中获取生命活力与理论意义。坚持文艺研究与文艺批评的人文精神,这不仅与“以人为本”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向度趋为一致,也同样契合当代文艺创作实践的思想主潮与精神向度。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的发展,始终贯穿着这样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人对自身生存方式与生存意义的不断自觉;对人生境遇意识的不断成熟与超越。深刻揭示社会历史转型时期人的价值与道德体系重建的艰难与困惑,努力地表现对于人类社会正面精神价值的呼唤与追求,已经成为当代众多文艺作品所要表现的“母题”。当然,我们不能低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与消费主义文化倾向对当代文学艺术的挑战与影响,当平面化、世俗化与商业化的文艺倾向愈演愈烈时,文艺的人性守护与人文关怀无疑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对于文学艺术人文精神的失却与价值指向的迷乱,文艺研究与文艺批评不能“失语”,要帮助创作主体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提升与超越,要从欲望化商品化的诱惑中突围,努力寻求与发掘新的时代现实人生的诗情画意。而坚持发挥文艺解放人、提升人的审美功能,推进与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也正是马列文论人文精神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人文精神与历史精神的融合,本身就显示出人文精神是历史流动的产物,它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其价值内涵也是与时俱进,马列文论的人文精神尤为表现出开放性、实践性与历史发展的品格。胡锦涛同志指出:“一切受人民欢迎的、对人民有深刻影响的艺术作品,从本质上来说,都必须既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又引领人民精神生活,都必须在人民的伟大中获得艺术的伟大。”这种论述是对马列文论当代阐释的新的发展与新的贡献,使马列文论的人文精神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与新的思想意义。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文精神,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贴近与关注人民大众的生存状况与生活实践,以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与引领人的精神生活为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