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网 >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社会变迁的步伐逐渐加快，影响和推动社会结构重组的力量开始日趋多样，社会结构也变得复杂起来。然而，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建立在一个科学的、合理的、坚实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因此对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结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为此，江苏省社科联与南京师范大学于2009年8月22日—23日在南京举办了“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和中国香港、台湾及内地共80多名学者参加，与会者着重围绕“社会变迁与社会风险”、“社会变迁与社会分层”、“社会政策与社会结构”、“社会适应与社会福利”等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研讨。
会上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研究员作了题为“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若干问题”的讲演，他认为中国在取得经济改革的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要解决此类社会问题，必须从社会结构着手，而不能仅从经济层面或一些细节层面着手，这样无益于转型期许多重大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尽管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转轨有着密切的关联，但这种社会结构转型远不是经济结构转换所能涵盖的，即市场经济会对社会结构转型产生一定的影响。他说目前的社会结构现状又远不能仅仅视为市场经济带来的结果，社会结构自身作为独立的要素一直在发生变动，社会结构能否均衡发展，也会制约市场经济的演进，因此，只关注中国的经济转轨而忽略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将无法让我们全面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而要解决好社会建设的诸多问题，需要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层面入手。
而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童星教授则针对转型期频频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做了题为“高风险社会中的公共政策”的讲演。他认为我国已经进入了高风险社会，高风险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个人到家庭，从社区到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和全球社会，这给现行的公共政策体系带来了直接的挑战。高风险社会扩展了传统公共政策的边界，转换了公共政策的议程设置模式，改变了公共政策的评价标准。为应对这一挑战，现行的公共政策体系需要做出积极改变，将私人领域的风险政策纳入公共政策的框架，尊重网络民意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合法地位，以政策的可接受性为其好坏的评价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的李路路教授在总结了第一次中国举行的国际社会学会（ISA）“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委员会”(RC28）年会成果的基础上，做了“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变迁”的主题发言，演讲中他分析了RC28的研究趋势。认为当前RC28研究已呈现出纵向数据使用较多，跨国比较研究较多，对结构和制度因素的关注持续保持，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增多，学科的融合等五大趋势。
香港大学吕大乐教授则从一个社区的微观视角，以“中产小区：阶级构成与道德秩序的建立”为线索，分析了不同背景的人们成为同一个阶级原因，他认为他们成为同一个阶级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社会流动经历，而是由于他们逐渐选择了同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吕大乐教授等用民族学的方法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中产阶级很重视自己是个人物品财产的所有者，并对其权利有一定的要求。他们认为这种所有权意识会促使中产阶级为自己的合法权益抗争，这种意识也会形成社会条件，令新的道德秩序在此之上得以构成。这种秩序的关键要素之一便是对“公共”和“私人”之间分野的协调界定，这种协商包含了互相尊重以及对共有价值和期望的接受程度。他认为，通过考察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及其内部的“微观政治学”，可以了解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如何在他们的生活区域内集合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道德秩序的。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教授则以“全球化、社会转型与中产阶级的建构”为题，从全球化的宏观视角剖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建构。他认为迅速增长的中国中产阶级，是1978 年后大规模的社会转型的结果。同西方相比，中国中产阶级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出了鲜明的消费主义特征，而且消费更为突出地成为地位模糊的中产阶级寻求社会认同的途径。同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一方面，经济改革的成功凸显了这一阶级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现有的政治格局也制约了中产阶级的行动空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政治改革的相对滞后，使得中产阶级凸现出“消费前卫、政治后卫”的双重特征。因此，必须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全面、真实地解读作为阶级关系或社会结构变动之结果的中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及其成长。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系主任沈原教授以“转型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建设”为题回顾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转型历程，阐释了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三位一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相结合的“四位一体”的新社会发展策略。沈教授在探讨能动社会和公民社会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在“权利诉求时代”，实践和扩大公民权是社会建设的路径之一。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莫家豪(Ka Ho Mok）教授则做了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正确诊断和适当治疗？——东亚社会保护措施和社会政策回应”的主旨发言，他在比较了2008年10月以来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和1997-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基础上，分析东亚各国政府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基本经济和调控哲学选择，并着手检验这些政府为处理由于经济快速重建和巨大社会人口变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而实施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护措施。并审慎验证了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南韩等东亚四地区和中国大陆政府所采取的社会保护的方法是否改变了目前经济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及困境。
牛津大学Nufield学院社会学系的Gabriella Elgenius教授则做了“英国身份认同？‘公民身份’与‘种族-国民的忠诚’”的主题演讲，她从社会凝聚的争论入手探讨英国的身份认同与公民身份问题，分析了英国身份性成长与竞争民族性之间的关联，她从民族与宗教身份的人口学分布为我们揭示了英国伦敦的生活分离与社会凝聚状况，并阐释了政府为促进社会整合的主动性做法，如通过娱乐庆祝、参与和凝聚等成功的庆典仪式，实现迪尔凯姆所提出的“共享经验”，有效促进了社会团结与身份认同。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副院长Ram A. Cnaan教授做了“志愿服务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的专题讲演，他认为志愿服务作为行动不仅减少了政府的压力，而且还提供了具有人性化特征的低成本的公共产品。他通过对志愿服务与社会、志愿者概念的探讨，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科学和工程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919名北京和937名加拿大多伦多的大学生展开调研与对比分析，发现东西方志愿服务的特质是不尽相同的，中国大学生志愿者更多地从事体育和文化服务，而在青少年督导、宗教和社会服务的比例明显低于加拿大。他认为加拿大更具多样性的志愿服务正是高度个人选择的反映。调查中他还发现，在中国志愿服务者大多是大学生群体，所以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其志愿服务的结束。由此他提出中国志愿服务方面的问题:如何使志愿服务成为学生们真正的自由意愿以及如何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变成一种终身行为，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台湾曾华源教授则对“小区志愿服务人力资源开发与运用——台湾经验”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将对志愿服务的关注目光转向社区与人力资源开发，认为社区志愿服务人力运用方面存在结构性和管理方面的障碍，他提出包括：社区赋权，居民参与政策建设，建构互助网络等社区志愿服务人力资源政策层面的建议；提高管理阶层的基本素养，强化志愿组织人力资源的成本意识，增强志愿组织内部的一致性等，开发与运用社区志工人力资源层面的建议；建构良好志愿服务督导制度,加强志工服务质量控管，增加社区志工参与服务方案和提高工作质量，增强志工管理者的专业素质和诚信等，志愿组织运用人力资源层面的建议。
而南京大学社会学成伯清教授谈的是《从嫉妒到怨恨》的主题报告，他从社会学视角剖析了转型期公众的情绪转变，认为任何一个社会不仅具有特定的客观结构和发展水平，也会有独特的精神风气和心态，会有自己的情感律动。中国社会的转型，可以视为一个将政治激情转化为利益追求的过程，但是利益并未彻底驯服破坏性的激情。从改革初期的嫉妒成风到目前重重郁积的怨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情感基调的演变。嫉妒作为竞争的动力，曾经发挥了特有的历史作用。但随着利益格局相对固定化，社会差异显明化和向上流动机会受到钳制，加之社会性伤害的存在，怨恨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情绪氛围。贫富悬殊、社会权利保障不到位和公共权力的行使缺乏明确的限制是怨恨形成的社会结构因素，并指出怨恨批评的盛行是怨恨的一个不良后果。惟有从怨恨和怨恨批评中摆脱和解放出来，我们方能真正直面现实本身。
最后，南京师范大学的邹农俭教授做了“现代化不是靠指标‘推’出来的”的主题发言，他提出应该对我国前段时期用指标值反推现代化实现状态的做法进行反思，指出通过指标去认识事物所存在的不足三方面的不足，即社会指标只是社会发展状态的若干方面，而决不是社会的全部内容；社会现象中存在无法指标化和量化的部分，指标化也许会舍去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指标的静态观察功能比较强，而预测、反推功能较弱。认为用指标反“推”现代化的方法论是错误的，所谓的现代化指标体系至多只能用于对现代化程度的大致测定，运用指标“倒轧”是违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它可能导致畸型社会的出现、容易掩盖社会的真实性、为制造假数据提供了方便等严重后果。
总之，本次国际研讨会的代表们畅所欲言、充分交流，促进了海内外关于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转型问题的学术互动，对我国转型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进行了前瞻性的学理分析和对策思考，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