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批评不仅是学术繁荣的推动力，也是衡量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学术期刊上的“热点”问题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鲜有持久展开并真正引起思想共鸣之作。学术期刊上即使偶尔有一些学术批评，也是锦上添花有余，思想交锋不足。

　　我们不妨先来回顾一段历史。1867年9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由莱比锡的迈斯纳出版社出版。资产阶级妄图用沉默来扼杀这部伟大的著作。为打破这种沉默，恩格斯提出使用“军事机智”的办法，迫使德国学术界开口讲话。他在1867年11月8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在十五至二十种报纸上同时出现了对这本书的评论——不论是肯定的或否定的，不论是文章、通讯或刊登在最后一版的给编辑部的信——只要是把它当做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那末在这以后整个那一伙人自己就会喧嚷起来，那时孚赫、罗雪尔、米哈埃利斯以及麦克斯·维尔特之流，就不得不发表意见。”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把学术批评视为扩大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其实，在对待学术批评问题上，国内学术界和期刊界尚存在一些认识误区。第一，容易夸大一篇学术论文的社会担当，认为一旦遭到学术批评，便削弱了文章应有的学理价值；第二，容易混淆学术批评的对象，把对思想本身的追问，理解为对作者本人的不恭敬；第三，容易把学术批评和人际交往混为一谈，更有甚者，把对文本的批评理解为对作者本人的人身攻击。总而言之，看不到思想本身的客观性，缺乏对真理的热爱和执著的追求。

　　这种认识误区从学理上分析，部分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传统思维方式。我们传统的认知活动讲究“悟”，强调个人的修炼和内心体验，越是高深的东西反而越不能言传，正所谓“不落言诠”。这种“悟”的过程，既不能用语言文字清晰地表达出来，也不能以逻辑的方式环环相扣地推导出来。当然，这里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别，只是就东西方文化路向的差异而言。如果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来反观，我认为“悟”作为个人体验和精神境界，尚停留在经验层面，只能算作认识过程的“意见”阶段。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文化就严格区分了“真理”和“意见”两种不同性质的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则注重个人体悟，未能形成纯粹的真理的领域，因而未能生发出对真理的敬畏。例如，孔子那里所谓“畏圣人之言”，强调以德化育，重视实践领域或道德教化的内容。这样，就为人的认识活动设置了一个终点。于是，国人便难以理解古希腊的“爱智”情怀——真诚而理性地“追问”真理，而不是“占有”真理。既然我们重视的是“占有”的结果，而不是“追问”的过程，那么就势必缺乏对待学术批评的客观态度和对批评者的感激之情。其实，“爱智”的原初含义乃是对智慧的“追问”。这如同没有终点的旅程，使你永远也不满足于当下的认知状态。“爱智”情怀不仅催生出古希腊哲学，同时也构成了古希腊文化的精神支撑。今天，当我们把古希腊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加以膜拜时，看到的只是“爱智”的结果，反而把产生这一结果的过程给丢弃了，使得我们难以理解学术批评的真实内涵和实际价值。

　　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人总是有限的。因此，真理不是凭借“圣人之言”主观地确立起来的，而是靠理论自身的逻辑力量推导出来的。一个理论要确立为真理，其过程只能是思想家首先提出一套自己的概念体系和解释原则，然后从理论的原点出发，通过严格的推论过程而达到逻辑的自洽，最终走向真理。“爱智”情怀是把真理的追求视为过程，把学术批评视为这一过程的必经环节。

　　学术批评是专家学者之间的思想交流和理论探讨，是把新的思想萌芽引向科学形态的必要手段。可以说，学术批评是思想的本真存在样态，是思想在其成长过程中的逻辑展开。在此过程中，学者不仅能聆听到对某一问题的看法，同时也能够在其他学者的质疑中客观地审视自己的思想观点，再度梳理其思路，完善其体系。基于这样一种“爱智”情怀，自然就会以感激的心情倾听各方面的声音。其中，作者和批评者都是本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追求真理。怀着对真理的敬畏之情，不仅不会神化自己或他人，相反，还能在作者与文本、思想与真理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客观而诚恳地评价作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担当，在包容和感激的心态中，提升和完善学术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能在西方思想史上读到类似于笛卡尔与伽森狄、福柯与德勒兹之间感人至深的学术批评佳话，领略到思想大师的学术风范和人格魅力的原因之所在。

　　（作者单位：《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