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山西、内蒙古相继对小煤矿进行兼并整顿，组织国有大煤矿收编民营小煤矿，出现“国进民退”现象。有人说这是“改革倒退”，有人则不赞成这一说法，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想从国有经济定位、国有企业定位、民营经济定位、兼并整顿目标定位、“改革倒退”定位这五个方面谈一点看法。

　　（一）国有经济的定位

　　过去，我们对国有经济的认识并不一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对国有经济有一个明确定位，即：“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企业。”这一定位将国有经济锁定在“三个行业两类骨干企业”之内。这一定位表明，国有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又表明国有经济不等于“公有制主体”，只表明国有经济主要控制“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行业”，这就大大缩小了国有经济的覆盖面，为民营经济发展开拓了空间。这是经过２０多年改革开放的探索，才在全党取得的共识，应该说这一定位来之不易。但后来有关部门将其中的“自然垄断的行业”改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要矿产资源”，这就扩大了国有经济的占有范围，挤压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由于有了这一修改，煤矿属于“重要矿产资源”，所以山西、内蒙古等地方政府，便可以有章可循地将已经开放的合法的民营煤矿收归国有。

　　（二）国有企业的定位

　　在争论中，不论赞成“国进”，还是反对“国进”，都把这个“国”理解为改革以前的国有企业，而没有看到目前的国有企业与原来的不同。政企分开后的国有企业，已经不是百分之百的国有企业，有的已是股份制企业，甚至还有外国股份。原来国有企业的工资，全国是统一的，差距很小，基本上是平均分配，厂长的工资不能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几倍，企业没有自主分配权，企业的利润全部是国家的，企业没有支配权。政企分开后，企业是自治法人，利润不再上缴国家，可以自主分配，由此出现了高工资、高福利。全国７个垄断行业共有职工２８３３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８％，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全国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５５％。高职者年薪几百万，甚至数千万，这些领导者既以企业家的身份获得高收入，又是国家官员享受着政府行政级别待遇，企业亏损不会跳楼，旱涝保收，退休后还享受省部级待遇，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

　　在政企分开后，原来政府对资源的行政垄断，现在变为国有企业垄断。他们依靠政府给予的经营特权，对社会优势资源进行垄断，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又从政府获取大量投资和银行贷款，并有股票上市融资的优先权。据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我国社会总投资２００７年为１３万亿元，２００８年可能超过１７万亿元，２００９年预计超过２０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投资（见《炎黄春秋》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这些天文数字的投资大部分投向国有企业。银行贷款的８０％用于国有企业。即便有这么多的优惠特权，仍然不能改变国有企业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低效率、低效益的局面。况且，这些央企与国外企业相比能有多少自主知识产权、在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上又占到第几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企分开以后，垄断的国企已经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应是目前改革的对象，而不是做强做大的主体，这样的“国进”与我国改革的大方向背道而驰。

　　（三）民营经济的定位

　　对民营经济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从“拾遗补缺”到“有益的补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到中共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加深，其作用在不断加大。目前民营经济提供的ＧＤＰ已占６５％、新增就业岗位已占８０％、税收总额已占５６％（见《民（私）营经济内参》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８日），可以说民营经济已占半壁河山。

　　可是，有的人却忽视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提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难道已占据半壁河山的民营经济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不是我党执政的重要基础？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不顾事实的传统偏见，只强调国有企业的作用，忽视民营经济的作用。一味地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自然会形成对民营经济的挤压，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世界金融危机给民营经济带来许多困难，国内出现的“国进民退”对一些民营企业更是雪上加霜，许多民营企业家把资本从生产领域抽出投向股市、楼市。如果因为我们的政策偏好，使一些民营企业家把资本从生产领域抽走，不进行增值、创造财富，而在流通领域进行保值，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影响就业，这点应引起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