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1936年出生，浙江杭州人，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五年制本科，留校任教。1981-1983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进修社会学和现代西方哲学。1984年受命创建人大社会学研究所、1987年建立社会学系。1986年和1993年分别作为学术带头人建立“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硕士点和博士点，1998年建立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社会学系第一任主任，副校长（1987.9-1997.5）。有著作多部，论文多篇，作品多次获国家级和省部级奖。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作用的日益发挥，谈论“中国经验”的学者和人士也日渐增多。如果说，30年前，国际上研究中国的多半还限于媒体记者、一般学者，那么现在，世界著名学者也越来越把自己的目光和注意力转向、甚至集中到当代中国研究和“中国经验”上。

　　讨论“中国经验”首先离不开正确处理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30年的关系。如果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地看待这两个30年的关系，就必须承认：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因此，既不能用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也不能用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用后30年来否定前30年，就是无视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的一面，就是无视前30年本身取得的伟大的基础性的成就的一面；而用前30年来否定后30年,则是无视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的问题的一面,就是无视后30年本身取得的伟大的发展性的成就的一面。在这里主要涉及后30年，前30年笔者将有专文表达。

　　同时。“中国经验”是一个争议很多的领域。当代中国是各种思潮的交汇点。不同的思潮对“中国经验”的看法和理解也不同。在这种背景下，我也愿意把这些年对有关中国研究、“中国经验”的一些思考和探索，较为集中系统地简述出来，求得大家的帮助和指正。有些论点以前发表过。

　　那么，什么是“中国经验”呢？所谓“中国经验”，简要地说，是当代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比较突出的特点和过程所构成的特定类型。在我看来，“中国经验”可以从本质内容、实际轨迹、推进形式、实现途径、前景瞻望等五个方面来加以考察分析。

　　“中国经验”的实质内容：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

　　新型社会主义，“新”在哪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第二，它又是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

　　中国社会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和转型，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和特点，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用世界上任何现有的发展模式都难以完全解释得通，因而形成独特的“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这种经验和模式，既不同于众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但是利用了它们一切先进的东西，也不同于过去那些失败的社会主义模式，但是汲取了它们的经验教训。因此，它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经验，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和经验。

　　“中国经验”的本质内容不是别的，正是这种新型社会主义的不断成长壮大；我们要建立的新社会，正是这种新型的、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那么，这种新型社会主义，“新”在哪里？笔者曾经指出，概括地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一种利用资本主义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逐步取得对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第二，它又是一种在自己的实践中不断探索社会正义、不断追求社会和谐、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并不断致力于逐步把公平正义贯彻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各个方面的社会主义。尽管这种处在成长壮大过程中的新型社会主义，还很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它在新中国成立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引人注目的巨大成绩，表明它是一种生气勃勃、前途无量的社会主义。2009年国庆阅兵、游行的盛典，就向全世界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一流学者都在程度不同地研究“中国经验”、“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的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思考和参考“中国经验”、“中国模式”。2008年起源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更加促进了这一趋势。当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媒体、学界、政界，以至商界都在传递三种思考：一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自由市场体制的反思，二是对人为的现代风险的极端严重性及其应对的探讨，三是对“中国经验”的重新评估和进一步研究。如果说，差不多20年前，随着前苏联、东欧解体而来的是世界性的思潮“向右转”，仿佛此后真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终结历史”的社会制度而傲视全球！那么，伴随作为资本主义本质衍生物的金融危机的展开和灾难性后果的暴露，我们又看到了一种国际性的思潮“向左转”的景观。一些过去很右的人，说出了带有明显左的甚至很左的观点。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所表现出的自信心和动员力，也更推动了对“中国经验”的重新评估和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