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毛水清就开始从事隋唐五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四十多年，他始终固守着一方清静书斋，把对学术的感悟融入到这部长达７３万字的著作中。这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广西人民出版社）勾勒出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探求者姿态，显示出他在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成果。

　　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背景材料的重视，这些背景包括文化背景、诗史背景、诗人行事及其群体动向等等。毛氏首先以诗史背景来开篇，以“南北文风的融合”作为此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在章节安排上，毛氏颇具匠心，分别以唐代文章四友、吴中四士、大历十才子、五代吴越诗人、闽国诗人、荆楚诗人等诗人群体为核心，论述地域、时代以及诗人群体对诗歌发展演变的作用。

　　毛氏对每个诗人、每种文学现象的论述都是建立在大量文本的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他似乎在运用着文学思想史的一种写法：把史料、鉴赏、理论打通，通过对大量文本的解读来得出对诗史形态的认识和理解。在考虑时代思潮、社会风气、政治经济的变迁等外部因素对文学的影响的同时，也深入到文学内部，对文学本身体式、风貌、意象等各种要素进行比较、归纳、综合，在对各个阶段作品的分析、感悟的基础上，总结各个时期诗歌的总体风貌，探寻出诗歌发展的线索以及文学思想在各个阶段不同的表征。

　　对现代学术而言，对作品的感悟已经不是治学的主流，人们常常会对新的理论、新的视角发生浓厚的兴趣。但文学研究的最基本、最初的对象仍然是文本，任何个性化的研究都脱离不开对文本的解读。通过文本，我们可以捕捉到文学思想史嬗变的轨迹。毛氏对唐骈文的解读，就说明了这一点。毛氏在“骈文的变迁”一节中，通过对２３篇初、盛唐骈文的分析，发现了骈文从初唐到盛唐变迁的痕迹，即减少用典，引用散文句法；到了中唐，骈文进入奏议文体领域，表现出生动明朗的特点；到了晚唐，又以新变的姿态进入俗文学的领域。

　　另外，毛氏还采用了一种基本的研究方法：比较，或者在相同的事物比较中看出不同，或者在不同事物的比较中看出相同。

　　毛氏对初唐四杰和陈子昂做了比较，他们都不满意当时的宫体诗风，但他们变革的方式不同。四杰的方法是以南北合流的推进来变革宫体，陈子昂则是根本抛弃它，以复古为革新，直接继承建安传统。作者专设了“李白与杜甫”一章，他有意把李白与杜甫放在一起，对二人的生平思想、创作道路、诗歌风格等诸方面加以比较，以看出时代是如何造就这两位天才。在作者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个体，有着许多极为相似的东西：他们在童年时代就有对文艺的兴趣和创作的天赋，年轻时都有一个漫游时期，他们为官的时期都很短促，人生结局都很不幸，他们的思想都先后受到儒道佛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有契合点，李白说“苟无济代心，独善复何益”，杜甫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们都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的精神实质是如此相似，都闪烁着人格的光辉。

　　毛氏的比较和感悟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可以看到他梳理、建构文学思想史的内在思路：以时代的历史文化氛围为背景，以诗人或群体的创作风貌为中介，以诗体的传承演变为归结。考察背景资料靠的是对史料的充分占有，考察诗人的创作风貌和诗体的传承演变依靠的却是感悟的能力和比较的功夫。在作者对同一个诗人前后期诗作，对不同时期诗人的同类诗作，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同类题材诗作的比较中，都离不开对文本的阅读和感悟。例如对杜甫的纪行组诗的分析，各有重点，各有立题，但都显示出严密的组织结构，各诗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看出杜甫的写作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对李益边塞诗的阅读，作者认为李益边塞诗与盛唐边塞诗在风貌上就有很大不同，边塞诗在盛唐那里体现的是乐观、豪迈的情绪，而在李益这里，则呈现出衰飒低回、感伤凄艳的色彩，反映出时代对文学的影响。毛氏就这样在感悟中别其同异，然后在同异中分析变异之点生成的原因，反观各种文学现象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考索出文学思想史嬗变的内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