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讨论何谓结构问题？

　　当前，在中国经济已进入复苏趋势中，相关结构调整的讨论和呼声日益提高。但是，综观相关领导和众多学者的观点与言论，尽管大家都在谈结构调整，似乎内容也都相似，但仔细分析，针对在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结构问题（注意：是主要结构问题）是什么？什么是当前我国经济总量增长中（注意：是总量增长）最大的结构不平衡？经济中存在的不同结构问题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以及大家都在谈经济回升基础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的问题，“三不”的主要原因到底应指什么？其实，大家的观点和潜台词并不完全一样。这自然会对下一步采取的调整重点和调整力度，在采取的政策态度上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政策取向有相异，其结果，对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肯定也会有迥然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的宏观政策取向选择之前，有必要进行理论上认真的梳理与分析。

　　有的领导曾把中国当前的结构问题归纳为八个问题：即包括需求结构、收入分配结构、三个产业结构、产业内部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国土开发空间结构和外贸结构。

　　国家发改委张平主任在8月25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时，曾概括提出：要把自主创新作为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把缩小城乡、地区差距作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着力点。

　　但是，国内也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总量中的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外需减少后的消费水平不足，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问题，即GDP = 消费 + 投资 + 净出口，总储蓄 = 投资 + 净出口，由于国内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比例长期偏低，GDP总量结构中长期较高的储蓄率只能表现为国内投资和以出口形式借给他国享受的福利。本人也曾在今年2月16日、9月3日“中国经济学家50人论坛”两次会议上提到，当前经济中确实存在诸多的结构矛盾，但从总量意义上说，如何提纲挈领？应主要关注什么结构矛盾？本人认为，多种结构矛盾的集中表现，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矛盾，“高储蓄、低消费”是中国经济当前主要的结构问题。为此，也曾提出应以“消费为纲”、进行“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

　　以上各方观点应如何理解？各结构矛盾间的关系以及当前中国经济主要的结构问题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当前经济主要的结构问题？

　　从逻辑方法论讲，结构失衡往往是描述一个系统内部构成要素（子系统）之间关系的不合理，是讲总量、系统的特征反映。往往是：（1）总量存在问题，总是以某个层面的某种程度的结构失衡来表现。（2）但是，系统中诸多结构失衡中的某个结构失衡并不必然具有总量上的直接意义。（3）一系统内，结构失衡往往是多层次的，有时某个结构的失衡仅仅是总量、系统中的另一结构失衡的表现、结果。也就是说，总量存在问题，总是与一定的结构特征相联系的，仅从总量入手解决问题，将不得不容忍甚至恶化原有的结构矛盾。调整失衡的结构，有助于消除“短板效应”，具有总量上的重要效果。当然，前提又必须在诸多结构矛盾中真正抓住主要的结构矛盾。

　　那么如何理解上述提到的很多结构矛盾？具体分析：

　　讲地区结构，目前更多的是在讲一定投资总量在地区间的分配问题，涉及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空间分布及社会公平问题，如果纯从经济角度讲，说到底是个投资效率问题。

　　讲城乡结构，更多的是讲在一定的投资、消费总量中，如何向农村地区、落后地区倾斜，直接涉及的更多的是投资分配、投资本身内部的结构和社会福利的公平问题。

　　讲三个产业的结构，即一、二、三产的结构更多的仍然是在讲一定投资总量中的合理分配问题，直接涉及的是投资本身的问题和投资效率问题。

　　讲产业内的结构或产品结构问题，也就是产能过剩的结构问题，更多的是基于产能的分配；在讲投资量的合理分配，是既为了防止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又为了防止不良贷款，因此直接涉及的意义仍是投资本身和投资效率的问题。

　　讲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的结构调整，也是讲投资总量的分配问题，直接涉及的是提高投资效率问题，进一步涉及的是仅从经济总量中的投资变量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问题。

　　讲收入分配结构问题，是讲的如何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和公平分配问题，这里直接涉及扩大消费的意义。但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是可以提高居民消费率，但又不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全部政策含义。因为提高居民消费的政策又涉及其他一系列重要政策，譬如金融消费政策的改善、扩大民营资本投资、提高居民资本财产收入等等。

　　然而，影响一个经济体总量增长的基本变量是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个变量。这三个变量的均衡发展是一个经济体总量持续增长的基本前提。而三个变量之间本身存在有机的辩证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投资、消费、净出口的相对合理的比例也不尽一样。上述列举的诸多结构问题，确实都是中国经济目前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纯从宏观经济角度进行归纳，这些结构问题，要么讲的是投资本身比例问题和投资效率问题（如地区结构、城乡结构、三个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结构等），要么涉及了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关系问题，但也许并不是根本性的涉及或者是直截了当地涉及（如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城乡结构问题），因为判断是否根本性的涉及，仍需要具体评估在讲收入分配或城乡结构问题时，是在多大的政策力度和调整程度上讲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分配关系，是否在经济总量中三个变量间有实质性的数量变化，还是仅仅在一定消费总量和相对于外需减少而言，仅仅是有限的增量下讲消费的分配和提高问题。若是后者，则只能说仍是在讲一定消费总量下的内部分配问题。所以，关键仍要看政策量化的取向和力度。

　　但是，我们今天突出提出结构问题重要性的背景，恰恰是在中国经济相对于2003-2007年两位数繁荣增长后，因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需面临两位数的陡降，中国经济还能否持续保持稳定增长（尽管未必再追求两位数增长）的背景下讨论结构问题,是讨论总量的继续增长问题。这是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最主要的，也是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因为能否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直接涉及就业和社会大局的稳定。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迅速采取了一揽子刺激经济的政策，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在这些政策中，我们既有大力刺激投资的政策，也有刺激消费、改善民生、改善生态环境的政策，同时还有尽可能保出口的刺激政策。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其结果，主要仍是靠投资刺激政策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前三季度GDP增长7.7%中，有7.3个百分点是投资拉动的。

　　然而，进一步摆在我们面前严酷的现实是，在2005-2008年的四年中，净出口对GDP两位数增长的拉动，分别为2.5、2.2、2.3和0.8个百分点。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出口拉动是-3.6个百分点。美国是中国的重要出口国之一。在全球化中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其消费曾占GDP的70%左右。危机后其家庭净资产已从63万亿跌到40多万亿美元，跌去近1/3，财富效应已影响到目前居民消费率正下降，进口需求在缩减。美国减少进口的直接影响和通过世界贸易传递的间接影响，对中国的总体影响不可低估。世行预测，2010年，中国经济账户盈余占GDP比例，将从2008年的9.8%降到2010年的4.1%，这意味着2010年中国净出口对GDP的拉动能在多大程度上由负转正，仍是个重大考验。所以中国2010年GDP的增长重任自然将主要落在扩大内需上。

　　而2009年前三季度主要靠投资增长支撑中国GDP增长7.7%的同时，严重的问题也开始暴露：一是重复建设，六大行业的产能过剩；二是为配合大规模投资，尽管在美国零利率、美元泛滥环境下，国内货币政策仍不敢趋紧，货币供应超多，市场上已产生了对物价上升与资产价格泡沫的一片担忧；三是我们即使不去讨论在今年财政赤字基础上明年还能打多大赤字的问题，就是目前过高的投资率如果能持续下去，仍然使人担心。因为从中期看，今后几年世界经济即使复苏，能否再恢复2003-2007年的高增长？随之能否出现世界贸易的高增长？要打个问号。那么，我国连续几年积累的高投资后所需的最终需求——消费在哪里（尽管投资中会派生一些消费的增长）？必然会引起人们对今后几年可能出现的投资效率和银行资产质量问题表示担心。然而，如果我们能在积极刺激投资的同时，下更大的力量又去刺激消费，共同消化国内巨大的产能，也许经济总量能在相抵出口减少的背景下，以更快的消费增长率与较高的投资率之间的平衡来维持总体经济继续保持8%-9%的平稳增长。

　　简言之，美国危机了，世界贸易下降了，我国出口缺了一块，同时靠拼命扩大投资又是有限度的，因此，从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角度看，必须以近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消费增长速度来弥补。这是中国经济今后几年继续维持较快增长的内在逻辑，也是关键的结构问题。就此意义讲，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不是其他，而是要尽快提高“消费”这块“短板”。保消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至于上面涉及的多数结构问题，有的属于投资分配的问题，有的属于改善投资效率的问题，都不是总量意义上的主要结构问题。至于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属于改善消费结构和存在一定意义上提高消费水平的问题，但从总量意义上讲，收入分配问题本身也不直接构成总量中变量之间失衡的直接表现。收入分配失衡是形成高储蓄、低消费这一总量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前者是因，是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后者是果，是总量结构问题的直接表现。就此意义讲，如果说抓结构调整，何谓“抓手”？何谓“突破口”？抑制产能过剩、抓节能减排、抓自主创新，抓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创新和发展，非常重要，但是远远不够。因为要真正克服经济回升中基础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的问题，除了抓投资分配和投资效率这一“投资”因素外，必须抓快速提高消费水平特别是居民消费的问题。由此，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费金融与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居民资本财产性收入、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建设等，恰恰都是结构调整有效的“抓手”。特别是城镇化率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上述各项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结果，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