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文化思潮，自产生后便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巨大影响。后现代主义涉及的问题较多，有经济、政治与文化问题，也有哲学、历史与伦理等问题。本文试就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做出浅显分析。

　　一、大众文化是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实践前提

　　所谓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就是由文化工业生产，通过书报、广播、电视、因特网等现代大众传媒传播，按商品市场经济规律去运作，以具有基本的文化接受和参与能力的大众为主要消费对象，旨在使普通大众获得感性愉悦，并融入生活方式之中的日常文化形态。它不同于民间文化，也不同于以往的通俗文化，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此，当代美国文论家詹明信有深刻的论述，他说：“如果不是知识分子的不诚实，后者的商业产品绝不会被纳入过去的所谓通俗艺术，更不用说民间艺术了，因为过去的通俗艺术，更不用说民间艺术了，因为过去的通俗艺术就其产品而言是反映并依赖于极不相同的社会现实的，它们事实上是对多种不同社会群体或阶级的‘有机’表达，……晚期资本主义对所有这些群体的历史性的、独特的趋势的影响，就是通过普遍商品化和市场体系的腐蚀行为，分解并破坏或分裂它们，使它们成为独立的、同等个体的结合。因此，除非在非常特殊和边缘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里所谓不发达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小区），这样的‘民众’本身不再存在：当代或工业的大众文化的商品生产，与旧的通俗或民间艺术的形式毫不相干，也没有任何共同之处。”①

　　严格来讲，大众文化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对立面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给资产阶级带来物质财富与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客观上促进了社会中下层人民大众个人自由的发展，这种自由为平民大众创立满足自身需要的文化（即大众文化）提供了空间。事实上，大众文化与现代精英文化几乎是同时出现的，但在文化性质上却又是相对抗的：现代精英文化采用的是标准化与专业化的生产方式，而大众文化采用的则是反标准化、群众化的生产方式（精英文化是由少数精英人物创造与掌握的，而大众文化则是为满足大众生活需要并由他们自己创造的）。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在论述美国民主和工业化社会时，就已经注意到了大众文化问题，并对商业文学的性质和社会影响做了深刻分析。他认为在日趋工业化社会的美国，商业精神进入文化领域并正在成为文化发展的基本精神，作家视作品为商品并把作家自己转变为商品的供应者。他说：“作家所追求的目的与其说是使读者快慰，不如说是使读者惊奇，作家们努力的方向，与其说是使人感到美的感受，不如说是使人兴奋激动。”②但大众文化真正走上历史舞台并产生巨大影响则是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这一时期信息化发展加速，科学技术发展加快，这些都为大众文化提供了生产与传播手段。

　　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向社会提出为之正当化的理论需求。但由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是对立的，因此，这种正当化的理论形成过程就并非一帆风顺。在大众文化产生的初期它就受到了来自社会上层意识形态的抵制，后来又进一步受到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在文化精英们看来，大众文化不仅破坏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也危害到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核心和支撑的“高等文化”。“大众”（masses）一词虽不同于传统的“暴民”(mob)，但仍包含了愚蠢、善变、庸俗、无知、冲动、偏见、非理性的含义。大众文化也自然是对这个阶层粗俗文化状态的贬称。尼采就曾从大众及其文化需求对高级文化的威胁来论述大众文化。他认为高级文化乃是由少数强有力的超人、精英创造和欣赏的，这些人的自然本能就在于控制和征服，而一般社会群体则是绝大多数的凡人，他们动摇不定、易受支配和控制，缺乏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来欣赏文化。但随着社会发展，这些凡人也开始有了不稳定的文化需求和意识形态追寻，这些大众化的非高级的文化形式严重冲击了高级文化。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站在文化精英主义立场上，用文化二元论把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对立起来，认为大众文化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说就是非文化，甚至是反文化，它们缺乏艺术的创造性和审美力量，是单质性、其一性、模式化、消费性、商业性、赢利性的文化。他们认为大众文化通过强大的文化滲透力和强制性力量，迫使社会大众对社会认同，大众在大众文化中是纯粹的文化消费者，他们在消费大众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失去了主体性、反抗性和革命性。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美国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基于大众社会理论的基础提出了乐观而保守的大众文化理论。他们认为后工业社会的大众生活是多层面的，其文化需求也是多样性的，大众文化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文化形式，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以其通俗性、趣味性迎合了社会大众的一部分文化需求，在后工业社会是完全必要的。随后，英国与德国学者也对大众文化的政治影响进行了积极的评价。英国著名的大众文化研究学者费斯克等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具体的生产性的公共领域或公众空间，大众在消费大众文化的过程中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大众文化和公众生活的其他形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促进和推动其他公共领域的发展并形成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在政治领域产生了强大的民众监督能量，有效地阻止了政治领域中的极权主义倾向。

　　尽管如此，大众文化正当性的理论诉求并未完成，因为人们很难在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孰优孰劣之间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一艰巨任务自然是由后现代主义来完成。

　　二、后现代主义是大众文化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

　　1、后现代主义反深度思想为大众文化平面写作提供了思维基础。

　　对大众文化正当化而言，首先要解决就是其哲学基础问题。因为，与之相对立的精英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对此，后现代主义采取的是为精英文化去正当化的方法来实现大众文化的正当化。

　　针对精英文化的深度基础，德里达指出这是一种子乌虚有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德里达认为传统形而上学与传统文化的深度性是靠追求各种同一性及其中心来完成的，而这些同一性与中心又是通过逻辑中心主义的手段与形式来实现的，即通过确立一个中心，然后再用逻辑证明的方法保证这个中心。而这种方法在德里达看来却包含不可克服的悖论：既然哲学体系要有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必然在体系之外；而一旦这个中心果真在体系之外，那它又不能成为这个体系的中心。他说：“这种中心也关闭了那种由它开启并使之成为可能的游戏。中心是那样一个点，在那里内容、组成成分、术语的替换不再有可能。组成部分（此外也可以是结构所含的结构）的对换或转换在中心是禁止的。至少这种对换一直都是被禁止的（我有意使用这个词）。因此人们总是以为本质上就是独一无二的中心，在结构中构成了主宰结构同时又逃脱了结构性的那种东西。这正是为什么，对于某种关于的结构的古典思想来说，中心可以悖论地被说成是既在结构内又在结构外。中心乃是整体的中心，可是，既然中心不隶属于整体，整体就应该在别处有它的中心。中心因此也就非中心了。中心化的结构这种概念——尽管它再现了连贯性本身，再现了作为哲学或科学的认识之前提——却是以矛盾的方式自圆其说的。”③不仅如此，德里达还指出了传统哲学“语音中心主义”的局限及其维护霸权的性质。

　　如果说德里达解构了精英文化的深度基础，那么利奥塔与福柯则摧毁了精英文化赖以宣扬历史进步、重新人类精神家园的历史理论基础。在传统哲学看来，历史并不是一盘散沙的种种事件的堆积，而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正是通过历史整体的分析，人们才寻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并预测着人类发展的未来。可这种分析方法却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抨击。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明确提出了“向同一性宣战”和“向所谓人类解放观点宣战”的后现代宣言。他认为任何要确定历史连贯性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人们不可能真正了解已过去的历史，所谓历史连贯性的论述实际上都是以“现在”为基点并把“现在”作为其历史分期的正当化标准。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所谓历史连贯性的论述表面上看讲述的是历史过去、现在与未来，而事实上说明的却仅仅是“现在”本身；所谓的“过去”与“未来”只不是“现在”在这两个维度的展开。福柯则通过对历史知识考古学的深入研究，指出：历史知识不仅不是连贯的，而且存在着若干断裂。他说：“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透过这部动荡的由各届政府、无数次战争和饥饿写成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缓坡历史，诸如航道史、麦子或金矿史、旱灾和灌溉史、轮作史、人类的饥荒与繁育的平衡史。”④不仅如此，福柯还在《词与物》等著作中考察了历史知识构成方式的变化过程及其原因。在他看来，从表面上看不同知识构成方式的变化似乎意味着历史的进步，但实际上它们的变化反映出的却是不同时期统治阶层对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主体”规训和建构方式的不同。他认为不同社会往往都要通过知识论述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器的运作而训练出符合该社会正当化标准的“主体”，并以此方式来实现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