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一直呈频发和上升的趋势。对于这一现象，除了一般的分析外，我认为还要更多地从地方政府自身找原因。实际上，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背后，几乎都与政府的政策制定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公共治理有关。

　　如何判断目前的态势

　　目前整个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的态势，可用四个“上升”来概括。

　　一是数量在快速上升。2005年的《社会蓝皮书》披露，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10多年的时间里，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比过去已经翻了八九倍。1995和1996年增长速度在10%左右，但1997年后迅速加快，1997至2004年期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5.5%。特别是去年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把藏独和疆独势力显现化了，加上传统的社会矛盾重重激化，使我们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

　　二是严重性在上升。上世纪90年代，骚乱的事情很少，大多数还是和平诉求的上访、静坐，但从去年以来，贵州瓮安“6·28”事件、陕西府谷“7·3”事件、云南孟连“7·19”事件、深圳宝安“11·7”事件、甘肃陇南“11·17”事件、广东东莞“11·25”事件， 2008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再到今年的 “石首事件”等，结果的严重性一步步在上升，有大量无辜群众也卷入其中。

　　三是影响力在上升。一些大的群体性事件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力在上升，给老百姓很多的负面影响。

　　四是维稳的成本也在大幅度上升。我们的公安干警在全国已经上升到将近190万人，但一些地方政府还感觉严重不够，说明我们维持稳定的成本在大幅度上升。

　　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深层原因

　　首先，来看时代的大背景。中国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发展时期，社会快速地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走向工业乃至信息社会，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这个时期容易积累很多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按照西方学者对现代化过程的研究，我国目前这个阶段，社会容易高度骚动不安，公众争取利益成了最重要的目标；有些官员为了发展致富，为了率先走向现代化，滥用权力，所有这些都可能加深社会矛盾的激化。同时，老百姓维护权利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加。

　　其次，利益分配关系明显失衡。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明显，这是目前引发群体性事件很直接的原因。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天平发生了倾斜，弱势群体的发言权越来越小、声音越来越微弱。吉林通化钢铁事件就是这样，建龙重组了通钢以后，把大量的人员派进去，占领了通钢很多重要领导岗位，通钢有30年工龄的老工人全部下岗回家，回家了以后给他们的工资很低，然后建龙又从外面招来五六百年轻的工人，年轻的工人没技术，又让这些老工人回来教这些年轻人，教人的老工人工资400块钱，被教的人3000到4000块钱，这气能受吗？矛盾就从这儿开始的，最后激化了。这明显违反了职工的利益，没有征求职工的意见，职工大会没有投票，上层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政策的不公平，引发了职工非常大的怒火，事件就爆发了，以致总经理被围殴至死。